全集9卷10册，共500万字。第1—8卷收录了熊先生的全部著作、信札、讲义、论文等，其中有不少佚稿和书札为首次公开发表。这是目前海内外第一个熊先生的《全集》本。通过《全集》本，可以解决哲学史上的一些疑问。例如，熊先生的代表著作《新唯识论》是怎么形成的呢？学界过去只知道熊先生的《新唯知识》的文言文本（1932年）与语体文本（1944年），不知道此前的数种讲义。此次出版的《全集》，把熊先生1923年、l926年、1930年在北京大学讲学的三种《唯识学概论》公布了出来，方便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作者是如何由讲授佛教唯识学变成批评唯识学，又是如何借助唯识学，由佛归儒，创制《新唯识论》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9卷以两巨册百万字的篇幅，把60多年间，海内外各种批评熊十力思想的文献全部刊布出来。这里包括了有关儒佛之争或唯识与体严之争、熊氏哲学思想之性质、派属、特征与思想史地位之争和有关熊氏人格的评价等公案。
熊十力的学术地位是由他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的双向批判、双重扬弃所确定的。他力图理解时代、把握时代脉搏，而又与热闹喧嚣的俗情世界，与新潮和时髦，与政界、商界、甚至学界，保持一定的距离，绝不随波逐流。在他一生的独行孤往、苦闷求索中，以传统批导现代，以现代批导传统，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某些有着赫赫名声的讲堂教授。他以全幅生命抗拒着传统文化的腐化和僵化，批判专制主义及其吃人礼教造成的政治——伦理异化；又警惕、防范着人文的沧桑、价值的旁落、生命的钝化、灵性的消亡，抗议工业社会带来的负面——人与天、地、人、我的疏离与紧张，人性的贫弱化、单面化、物化，人失去了安心立命之所及精神的归乡与故园。熊十力力图复兴与?飞鱼跃、生生不息、生意盎然的宇宙大生命相匹配的人文世界，恢复具有创造精神的、活活泼泼的、刚健自强的民族文化生命。他以人文的睿智，重建了道德自我，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根源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文价值与科技理性的关系问题。
熊十力一生反对抛却自我、失所依归的“海上逐臭之夫”。面对菲簿固有、一意袭外人肤表、“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的全盘外化倾向和浮浅芜杂、转于稗贩、自贱自戕、奴颜媚骨的所谓“思想界”，他作狮子之吼，为挺立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创造了融合西方思想、继承东方精髓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他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其苦心孤诣乃在于重新发现、开掘中华文化的灵根和神髓。一个人，一个族类，都有自身内在的大宝藏，如果不善于“自力开辟”、“自力创造”，反而“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放弃己性、特殊性、民族性、个体性，那就很容易沦为浮游无根的精神弃儿。熊先生一生最可贵的就是保持了己性，护持了“真我”。在他看来，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倘若思想失自主，学术失个性，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思想界。熊先生说：“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他提倡“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发自辟”，反对尽弃固有宝藏，凭浮词浅衷，作无本之学。
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复观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熊十力一生求真，忌俗，甘贫贱，忍淡薄，去浮华，务潜修，批评那些耐不住寂寞，往来中外都邑，扬誉公卿名流，自荒所业，而以广声气为宏学，一意博取浮名的所谓“学人”，“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这对于当今充斥“学界”的“风派”、“名士”，不啻当头棒喝！熊先生说，凡有志于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这种堂堂巍巍做人，独立不苟为学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
没有独立的学人，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学术；没有独立纷呈的学术，就没有我们民族的自主性。知识分子个体性、自主性的沉沦，知识分子素质的贫弱化或奴性化，并不简单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民族精神衰亡与否的问题。我们的民族精神，难道不正是以千千万万“士人”个体或其共同体（例如自由讲学之民间书院等）作为载体或薪火相传的媒介吗？知识分子的个性彰显和学术的自立之道，恰恰与民族精神的活化和挺立有着有机的联系。换言之，知识分子被他力或自力所阉割，即是民族精神的被阉割。这不独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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