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书，一本是《人人应知的科学》，一本是《何为科学真理》。对于后者，刘华杰先生曾作了非常生动的评论（《反击科学相对主义》，见本报7月11日23版）。读了这两本著作，笔者觉得有趣之处颇多，欲以一文论其妙。对刘华杰先生的评论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见第2和第4节），也一并提出以求指正。
《人人》是SSK重要人物柯林斯（H arry C o llin s）和平奇（T rev o r Pin ch）合著的一本讲述科学的社会建构过程的通俗著作，全书共7章，分别是7个专题案例：涡虫记忆的化学转移，“证明”相对论的两个实验，低温冷核聚变，巴斯德与生命起源，引力波检测，鞭尾蜥的同性恋倾向，太阳系中微子奇怪失踪事件。读后笔者感觉很“过瘾”，仿佛看到了“鲜活”的历史。
本书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科学史书上不是都说麦克尔逊－莫雷实验“证明”了狭义相对论，爱丁顿的日食观测“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嘛，传统科学哲学著作大概会用这个做为“案例”，用以表明理论的确立是如何依赖于经验的。那么现在社会学家们就用历史显微镜让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通过第一手材料，捧出了“带着偏见的事实”；结果发现以上论断完全是一种以想象力为基础构想的“民间传说”。
简言之，对“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分析表明：那个1887年的实验其实是被“追认”为相对论的“关键性证据”的，并且在1925年，这项实验的更为精确的米勒版本似乎构成了对相对论的“有效反驳”。只是那个时候相对论已经“确立”下来，因此再也没有人关心相对论是否是错误的了。而那位爱丁顿则仿佛“预先”知道了相对论的“正确性”，于是在处理日食观测数据的时候把违反相对论的那组数据（样本数最大的一组，总共三组）归咎于一个“系统错误”而全部抛弃（详见p.51）——于是广义相对论在1919年被“证实”了。
这种微观史研究以及在当代研究中进行的“实验室生活”和“人类学考察”是很有诱惑力的。虽然社会学家的微观研究并不一定充分支持了他们所期望的结论（相对主义的社会建构论），但是至少他们的工作产生了一些“硬”结果。“‘证明’相对论的两个实验”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也许没有掌握全部的“事实”，但是他们确实揭示了一些重要细节，这将迫使对手在构造科学活动的宏观图景时必须加以考虑。从“讲道理”的工作方式来看，柯林斯等所持有的相对主义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相对主义”；从讲求实证的意义上，则是一种（与“超验”相对的）“经验的相对主义”。
顺便说一说本书的译名。《人人应知的科学》，让人以为是一本普及“科学知识”（不外乎黑洞，DNA之类的）的入门读物；其实从原文来看是很清楚的——Th e G o lem：W h a t y o u sh o u ld kn ow ab o u t Sc ien ce，直译就是：《勾勒姆：关于科学你应该知道什么》。勾勒姆作为科学的隐喻，是一种“犹太神话中的怪物。它是人通过咒语和魔法用黏土和水创造的类人动物”（p.1）；这里的“关于科学”，指的不是科学理论的内容，而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元科学”问题。
“理性主义”（传统科学哲学家，科学家）与“相对主义”（SSK，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可参见刘的评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相对主义并非不理性；而理性主义阵营中也有着各种“理性”。这两大阵营争论的核心是：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否是社会建构的。
《何为科学真理》一书可能是“科学界第一部全面应对‘社会建构论’的专著”，物理学教授牛顿（R o g e r G. N ew to n）“从科学家的阵营中杀出”，“痛斥了部分‘社会学家的狂妄’”（刘华杰语）。不过，读后我感觉这本书不是很成功。简言之，宏大叙事不少，说清楚的不多。
牛顿在第二章集中评论了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阵营中各员大将的观点：柯林斯，拉图尔，伍尔加，皮克林，凯勒，福曼，福伊尔，从提出“强纲领”的布鲁尔到发现牛顿定律是“强奸手册”的哈丁，都逐一点评。但遗憾的是，牛顿除了“指出”对手的错误以外，没有拿出什么细致深刻的论证，在要害之处往往只是简单地“摆出正确观点”就算了，一场激战在刚刚接触的时候就结束了。
在对柯林斯的“实验者的回归”（ex p e r im en te rs?reg re ss）的批评中，牛顿在没有案例分析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见解，然后提到了“麦克尔逊－莫雷实验”。这个实验在《人人》中作为一个重头案例用了整整十五页来描述其历史梗概（见上文）。牛顿显然知道这是对手柯林斯的一个案例（见第六章注释25），既然他专门提到这个实验，笔者自然期盼他给出这段历史的一个更为真实的图景，不过他只在第二章注释28里说了一句话：“当时相对论已经被米勒实验所忽视的其他许多结果所充分确证”就没了下文。此为一例。
在简单回应了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以后，牛顿开始“暂时抛开对手的框架和陷阱，用整整8章的大量篇幅阐述自己的科学哲学”，“使本书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刘华杰语）。不过，在笔者看来，这部分内容在许多地方更像一本科学哲学的普及读物（如果就此“换个读法”，可能还是不错的）。牛顿也许想把他所赞成的一套哲学观点方方面面说上一遍，可惜从专业角度来看见解并不独到，论证亦未见深刻（相比之下，同属一阵营的科学哲学家劳丹的著作就显得微言大义，掷地有声）。
例如第六章讲的是理论和经验证据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在与社会建构论的争论中是最重要的。看到牛顿把“理论的发明与辩护之间的区别”，“预言和解释的区别”，“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判决性实验”，“科学证据的公共性”，“范式转换”等等套路逐一演练一遍之后，我相信他的论述没有比以往的哲学论证更有力量。
牛顿作为一名科学家，其擅长之处似乎是第八，九，十章对量子力学的一种实在论诠释。这无疑是理论物理学家喜欢的哲学话题，但似乎主要属于另外一套人马之间的论辩，是玻尔－爱因斯坦争论的延续。
刘先生的文章赞赏牛顿在“论证中采用大量科学史案例，包括对手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案例。作为科学家，他利用强项，对案例的分析准确、入木三分，案例犹弹丸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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