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与中国是一个很富有启发性的题目。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表面的情绪化议论（例如，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得诺贝尔奖？）或者毫无根据的断言（例如，中国人在X年之后一定会得诺贝尔奖）上，而是从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视角出发，认真深入研究诺贝尔奖所显示的科学认识活动规律以及科学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我们一定会受益很多。
中国为什么获不了诺贝尔奖？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出可以获诺贝尔奖那样的突破性工作？这个问题需要整个中国科学界来回答，尤其是各领域的一流专家。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我们有没有、或有多少有资格可以与那些获诺贝尔奖的成果相提并论的工作？二是在那些获奖者得奖之前，我们对那些人的工作是否已有所了解？第一个问题说的是我们自己研究的深度和水平以及工作条件等；第二个问题说的是我们的整体科学研究布局是否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方向，以及我们与国际科学界的交流能力和水平如何。且不说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常常被忽视，但是十分重要。只要想一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科学是国际性的，研究过程和交流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置身于国际科学发展的潮流中，才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要知道，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是在中国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所选择的发展方向，是否与国际科学发展趋势一致？在所选择的关键领域中，谁最强？哪些工作可能会带来重大突破？我们最近与他们的对话和交流如何？但在这方面，情况并不让人乐观。虽然我们自己对学科布局讲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只要听一下那些热心关心国内科技发展的海外华人学者和留学生的意见，就会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而与国际科学界的交流水平，只要想一想这样问题，就会发现更大的问题：除了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这几位海外爱国人士，还能数得上几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来过中国讲学和交流？只有对上面的问题认真研究，做出科学的判断之后，我们才可以再来谈什么评奖规则对中国人不利之类的问题。
诺贝尔奖是对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成就的承认。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研究人员必须要具有渊博的知识、活跃的思维，需要高度的献身精神和长期专心致志的探索。也就是，科学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定的激励机制。有了肥沃的土壤和环境，自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一花独放不是春，春色满园关不住?。因此，重要的不是获诺贝尔奖，而是培育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指导科学发展的思想，不应用竞技体育等其他类活动的情况来类比，也不应该只关注科学的社会效应和新闻效应，而应该尊重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面向科学“事物自身”。在这里，我想提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在1999年《国外科技动态》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孤鹜”、题目为“同是10大科技进展，中外评选缘何悬殊”的文章。文章比较中国两院院士评选的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与美国科学促进会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和美《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技进展，差异很大，除在中微子质量的发现双方均认同外，其余9项再无相同之处。在这里，我把作者的分析结论抄录如下，因为它对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很有警世作用：“1.美国科学家侧重于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内容，中国科学家侧重于新闻性比较强的内容；
2.美国评选的进展比较集中在生物工程、医学领域……反映出目前研究与开发竞争集中的领域，这也是公认在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而中国科学家评选的项目则比较零散；3.从评选的结果列出的出处可以看出，……两院院士评选时只能主要依据美国《科学》、英国《自然》等国际上最知名的科学杂志。美国科学家所依据的来源则比较广泛，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工作大都处于科技最前沿，国际性强，交流广泛，所以评选结果相对而言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国外科技动态》1999.4.5－6）
在学界有关中国科学史的问题中，最著名的莫属“李约瑟难题”，从各界对中国“零诺贝尔奖”问题的关注来看，它就如同中国“当代的李约瑟难题”。其解归结起来，类似地也有以下几种：
一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有历史原因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R＆D投入明显不足，发达国家的R＆D（研究开发）投入的水平均在2.5％～3％之间，而我国还不足0.7％，这必然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科学比较落后，所以中国的科学知识基础比较薄弱，我们的SCI（科技引用）数近来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据统计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获奖前其重要文章平均被引用67次，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而文革对我国科技发展造成的伤害则是方方面面都有，其中人才“十年断层”的影响至今还有。
从文化传统来看，也有其深刻的原因。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中缺乏逻辑的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缺乏对一致性和统一性的追求，而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一向不够注重基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对此种看法的争论比较多，原因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得了诺贝尔奖。
相对而言，著名学者赵红州的意见很有影响，他认为，首先，我们高级科研人员的隔代积累与国外相比相差较远，对中老年两代中科院院士的抽样估测结果显示，出身于“专业世家”的平均不足39％，而其下一代继续从事高层科学研究的不足10％，可见我国还没有形成孕育诺贝尔人才苗子的社会基础，在教育、科研环境尤其是家庭教育方面还有欠缺。其次，我国科学家的有效研究时间不足，杂事太多严重影响了科学家科研时间的连续性。再次，中国缺乏科学家群落，科学界的“苏步青效应”没有广泛形成（“苏步青效应”即科学家“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其四，科学界缺乏科学人才的识别和遴选机制，青年科学家没有机会接触自己领域的前沿，科研条件一般也不好，无法发挥聪明才智。最后，赵先生特别提到了诺贝尔精神，什么是诺贝尔精神呢？诺贝尔精神就是创新、求实和献身的精神，中国恰恰缺乏这些精神。
赵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许多人借他的观点进一步展开，做了一些补充。比如，从科技体制的角度看，我国的科研经费比较分散，使得本来就不多的经费显得更加紧张；由于科学界存在着论资排辈现象，奖励机制又不健全，严重影响了青年科学家的发展，他们科研经费不足，生活没有保障，又不敢质疑前辈权威，怎么可能出创造性成果呢？从社会环境看，科学家的地位不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重视，“造导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因此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大批流往国外。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学生没有得到全面发展，动手能力差，知识结构单一，做不到融会贯通，而且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受到压制，以致以后发挥也困难。从学术交流方面来看，我们的国内交流不够，科学家之间缺乏互相启发的机会，在交叉学科研究方面作战的能力差，有一些工作重复造成了浪费；我们的国际交流更少，科学家们对前沿研究了解明显不够，我们的先进成果也无法为世界所知。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中国“零诺贝尔奖”问题与“李约瑟难题”在讨论的热烈程度和诸位学者的见仁见智上相比，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称它为中国“当代的李约瑟难题”并不为过。二个难题环环相扣，发人深思。今天奥运会上捷报频传，我国的体育实力已居世界前列，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事业也都取得了十足的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充分关注科学界“零诺贝尔奖”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不实现中国本土“零诺贝尔奖”的突破，科学家们正在通往诺贝尔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我们相信终究功夫不负有心人，诺贝尔奖离中国人已经不远了。
我比较了解诺贝尔奖中的3项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奖），所以我只想谈谈这3个奖项中的一些情形。从1901年到2000年的百年中，全部六个项获奖总人数恰好是700人（另外还有19个和平奖授予如红十字会等团体组织）。在3项科学奖中获物理学奖的人数为162人，占总获奖人数的23.14％；化学奖为135人，占19.29％；生理学和医学奖为172人，占24.57％。
在获科学奖和经济奖的515位获奖者中，亚裔学者共有16位，其中华裔6位，日本裔6位，印度裔3位，巴基斯坦1位。这16位亚裔获奖者的获奖，充分显示了亚裔人的才华，说明亚洲人有能力登上国际科学高峰。华裔6位获奖者中的两位（李政道、杨振宁）在获奖时是中国国籍，正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获奖者，所以在1991年诺贝尔奖90周年的庆祝会上，中国大使才有资格代表驻瑞典的外国使团致词祝贺。这当然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光荣。
除了已获奖的6位华裔以外，还有3位华人科学家的贡献已经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他们是吴健雄、王淦昌和赵忠尧。吴健雄教授于1957年初用实验证实了李政道、杨振宁在1956年提出的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说，致使李、杨很快就在1957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吴健雄却没有获奖。这是很不公正的。吴健雄完成的实验难度极高，当时有几位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想做这个实验，以证实李、杨的具有突破性的假说，但由于太难而作罢。但是吴健雄不仅勇于去做这个实验，而且她的实验之精巧，至今仍让人赞叹不已。再者，这一实验所证实的假说本身，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假说，当时就曾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是由于这一假说的被证实物理学终于从“一片黑暗”中走了出毫不过分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的历史上，就有不少获奖者是由于用实验证实了某一重要假说而获奖的，并非无此先例。所以吴健雄没有获奖，在当时就有人抱打不平。
再来谈一谈王淦昌教授。王淦昌教授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留学时，在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纳教授名下当研究生。当时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质量与质子相近的、奇怪的中性粒子，他们以为那是一种性质待查的光子。王淦昌看见他们的实验报告以后，立即认为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结论值得怀疑，并向迈特纳教授建议把约里奥·居里夫妇在实验中用的探测器（计数器）换成云室，以便精确确定这个神奇粒子的性质。可惜迈特纳没有同意王淦昌的建议，而王淦昌当时只是一个研究生，只好作罢。但是，英国的查德威克正好也是用云室重作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结果他发现了中子，并于193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迈特纳知道以后只能后悔不已。王淦昌教授后来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当时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就不是现在的王淦昌了。”
后来王淦昌教授和另一位中国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在抗日战争中那种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还坚持研究，而且还分别提出寻找中微子和正电子的实验方法，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可能完成这些实验，便只好将他们的实验方案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结果实验被国外学者作出，诺贝尔奖也被别人夺走。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呀！但是，这也说明诺贝尔奖评选的失误，因为实验方案的设计者应该与实验成功者共同获奖，这也是有先例的。尤其是赵忠尧教授，他的没有获奖，曾经使得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主任埃克斯朋（G.Ek sp o n g）感到很过意不去，说这是一桩“十分令人不安的、无法弥补的疏漏”。也许我们可以说，赵忠尧教授本应该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百年过去，成就辉煌。遗憾虽有，我们现在也只好叹息。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亚裔科学家有16人获奖，但仅占全部的获奖者人数的2.19％！这与亚洲20多亿人口来说，实在太不相称。其间原因也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例如李政道教授说日本经济十分发达，但是因为不重视基础研究，所以获奖者也只有6位（包括200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白川英树），这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6位华裔获奖者只占全部获奖者人数的0.86％，这也是让人感到羞辱和痛心的比例。新中国建立至今已有51年，本土却没有一位获奖者，这肯定值得学者们认真探讨。我想其间必有重大的失误，而教育恐怕首当其冲，难咎其责。也许我们只有认真、彻底检讨了我们的失误，我们才能在21世纪作出与我们国力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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