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12”大屠杀后，全国一片腥风血雨。这大大激怒了正在日本留学的爱国青年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在日本共产党理论家福本和夫及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的影响下，他们决定弃学回国，参加并重振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年9月，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专程赴日发展他们为创造社成员并接他们回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之为后期创造社。1928年元月15日，他们出版了思想理论刊物《文化批判》，揭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蒋光慈、钱杏?等为代表的太阳社也做出了积极的配合。
然而，创、太二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热情虽然可贵，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却受到了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他们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郭沫若除外）统统打成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从而极大地混淆了问题的性质和敌我界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乃超同志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向鲁迅发起了猛烈攻击，说鲁迅“常从阴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甚至说鲁迅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此外，文章对叶圣陶与郁达夫这两位卓有建树的新文学作家也做了基本的否定。与此同时，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等纷纷撰文响应，形成了一个批判鲁迅的小小的高潮。鲁迅当然不会接受这种错误的批判，他先后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均收入《三闲集》）予以反驳，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战。
这场论战，用一句俗话形容，就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创造社、太阳社拿鲁迅开刀来扫清革命文学的障碍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值得庆幸的是，这场《三岔口》只是一场虚惊，创、太二社很快认识了自己对待鲁迅的偏激和错误。特别在他们于八、九月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主动向鲁迅道歉，并与鲁迅一道，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这个过程中，冯乃超同志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
1929年冬，在柔石陪同下，冯乃超去景云里鲁迅住所第一次拜访鲁迅，三人畅谈翻译问题。次年初春，冯乃超与冯雪峰、柔石、潘汉年、李初梨等一起第二次去景云里拜访鲁迅，商议“左联”成立事宜。2月16日，与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郑伯奇、蒋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咖啡店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左联”筹委会，冯乃超同志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2月24日，在《理论纲领》草成后，冯乃超同志第三次到景云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纲领》的意见。鲁迅看后说：“就这样吧。这种文章我写不出。”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召开，通过了《理论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鲁迅、冯乃超皆被选为常务委员，鲁迅并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这既是对《理论纲领》的支持和补充，也是对《纲领》某些过“左”提法的批评和匡正。会后，鲁迅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而冯乃超同志则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自此，冯乃超和鲁迅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友。
在共同的并肩战斗中，鲁迅对冯乃超同志印象极佳，他曾对冯雪峰同志说：“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当时，“左联”的主要论敌是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新月派”主张“好政府主义”，反对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梁实秋先生甚至诬蔑左翼作家拿苏联卢布，做苏联走狗。这种为虎作伥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左联”的揭露和抨击。冯乃超同志在文章中即指斥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梁先生答辩中说：“是哪一个资本家的，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鲁迅看后对冯雪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便这样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它一点。”于是鲁迅先生便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收入《二心集》），狠狠揭露了梁实秋。文章发表后，鲁迅又对冯雪峰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现在，70年前的论战双方都已作古，历史的恩怨也都化作了烟尘，一般情况下已无必要再追溯这些往事。然而，讲到冯乃超和鲁迅的战斗友谊，这些往事便有了新的生命力。特别有些学者，或不明历史真相，或有意歪曲史实，竟然肆意借此贬鲁褒梁，这就和严肃的文学史研究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1930年9月，冯乃超和冯雪峰、柔石等同志一起，代表“左联”为鲁迅举办了50寿辰纪念会，茅盾、田汉、叶绍钧、傅东华等进步文化人士30余人参加，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则为会议的安全尽了很大的努力。在白色恐怖下召开的这次纪念会，不仅表彰了鲁迅对中国文学事业、革命事业的贡献，对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个鞭策和鼓舞。
1931年初，白色恐怖加剧。元月17日，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捕并被秘密杀害，一些进步书店被查封，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工作需要，冯乃超同志调离“左联”，去从事《红旗周报》的恢复工作，与鲁迅先生的接触少了。后来，他调离上海，赴武汉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致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他也未能参加追悼会。但是，当苏雪林女士著文恶毒攻击鲁迅时，冯乃超同志立即作《唐吉诃德先生》一文予以驳斥。嗣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漫长岁月中，更曾多次撰文纪念鲁迅，阐释和弘扬鲁迅精神。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3月14日，北大、师大、师院（现首都师大）三校中文系在北大图书馆联合召开了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学术讨论会，冯乃超同志应邀抱病参加了会议。会上，有的老同志发表了长篇讲话，对鲁迅、冯雪峰都有欠公允。由于时间关系，冯乃超、李何林、王瑶、章廷谦等先生皆未能发言。但他会后表示：冯雪峰同志抗战期间住在重庆姚蓬子的作家书屋，那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是党的派遣，不能说他有立场问题，并请我们便中将他的意见转告那位发言的老同志。这点小事再一次表现了冯乃超同志的公正无私以及对鲁迅、冯雪峰的深厚情谊。
在纪念冯乃超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去年不幸病故的中山大学教授、冯乃超研究专家李伟江同志，我的文章得益于他编的《冯乃超文集》、《冯乃超年谱》、《冯乃超研究资料》等著作，我的文章也是对他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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