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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黄升民，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一份难得的平和与温馨的氛围中，黄升民向我们讲述了他和他的广告学研究，“我本人最早是搞新闻的，做过5年的报社记者，然后来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了4年的新闻采编，搞广告是1990年从日本回来以后的事。”说这话时，黄升民洋溢着一脸的惬意与轻松。可就是这“后来事”却使整个广告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波：他成了中国广告学术委员会委员，1997年获国家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称号，1998年经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目前，由黄升民领衔的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IMI市场信息研究所在以《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为代表的信息采集、消费者研究；以中国广告20年回顾与展望为代表的广告史研究；以媒介购买、媒介经营为代表的媒介产业经营研究三个方面站到学术前沿位置。在广告史方面，他率领手下一批人完成了《中国广告猛进史》，对中国广告20年的大事以及基本资料进行了初步梳理；还完成了《中国广告20年》20集电视系列片的制作，建立了中国广告、消费、媒介精英的基本数据库。另外，为了使中国好的广告作品延续保存下来，他完成了《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给学术界提供了基本的数据和档案平台。
从1995年媒介产业化提出到如今研究成果初见端倪，黄升民主持参与了《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以及《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等多部著作。尤其是后一部，以其周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团队化合作的研究精神，以及理论与现实相回应、理论研究临近现实主体的实践风格，赢得了业内人士的一片赞誉。
黄升民是一个质朴、持重、踏实并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人。在谈到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学术追求时，他说得极为真挚，“我希望像农民一样地耕作，无论种植水稻或者小麦，都让每一个人吃得饱，吃得好，为社会贡献出我的力量。”
谈到具体操作与学术的关系时黄升民一脸沉静与自信：“我是一个学者，学者的任务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有问题我们都会批评。”黄升民举了一个例子：国家税务总局曾经把今年的企业广告额度限制在2％以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作为一个学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话。”结果这个数字被改到8％。
谈到未来，黄升民说，将会更加关注中国家庭、社会变化、数字电视经营模式研究、电视广告市场容量研究、城市广播频道研究。而即将实施的一个事关中国电影产业命运的课题是，以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和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牵头的“中国电影产业战略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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