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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不禁为2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备感欣慰和自豪。 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20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近20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20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构成了它最突出的特征。20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最近编选的《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1978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1978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或者说，终结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邦”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被认为是兽道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兽道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才建立了合法性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80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与传统小说比较而言，它不能在现实世界获得“真实”的对应性关系。“话语”作为理解和阐释先锋小说的重要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强调的。在这场小说的“形式革命”中，作家远离了“意义”，在“叙事的圈套”中再也没有传统小说关于因果关系、本质理解的暗示，也没有对社会生活、道德、终极关怀的说教或引导。它未作宣告的“意图”恰恰是对传统“意义”的解构。在先锋小说中，被关注的主题经常是死亡、性和暴力。这一陌生的被述对象和对形式的强调，被认为小说与现实是无关的。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现实主义作为中国主流的文学思潮，在80年代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在这一文学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小说创作，仍在大学课堂和文学史的叙事中占主导地位。现实的文学环境中，这一思潮仍在延续。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在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里，“新写实”中的“小人物”是位置非常边缘的人物，在小说本文中他们不被视为主角，他们被认为是落后、狭隘、自私、愚昧的一群而处于被批评和争取的地位。但在“新写实”的作品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及其生活场景堂而皇之地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或者说除卑微、庸常、疲惫琐屑的人物和场景之外，其他均不在场。传统现实主义的神性追求被大量的日常琐事湮灭。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它所隐含或公开申明的立场是，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和自身经验作空前的处理和描写，无论从观点、态度、立场和语言方面，不仅显示出与男性作家的区别，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作为女性作家“独立”的意识和话语方式。应该说，这是一种最具活力、最有胆迫魄的文学潮流。它所提供的阅读经验，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所试图诉求的一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文学”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时代，但这一命名或理论划分的明确性，也从一个方面限制或“预设”了这一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冲动或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来自异域的文学启蒙，在当代中国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观效果：“女性文学”逆向的性别歧视，不仅没有为女性文学在叙事上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反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窥视女性隐秘心理的窗口，或者说，女性文学在沿袭了男性的性别歧视叙事策略之后，并没有在表达策略上提供更新鲜的经验。这就是女性文学的期待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矛盾。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50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2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20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正像萨特甚至可以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20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强”，完全可以代表2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2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备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20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20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50强》丛书将于近期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题图据New Yorker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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