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是在1913年（即从英国学习后归国的第二年）提出了永载史册的原子结构理论，并因此于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本世纪物理学有两大创造：一是相对论，一是量子力学。前者是爱因斯坦的贡献，后者则是以玻尔为首的一批科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在本世纪初，丹麦几乎无物理学可言，但玻尔决心要在人口不到500万的国土上建立起自己的物理学中心。他婉拒了他的老师和挚友——英国卢瑟福教授的几次重金聘请，也婉拒了量子论的创始人——德国的普朗克教授提供的“一个与爱因斯坦相当的职位”。而于1921年在哥本哈根创建了自己的物理研究所。即使在研究所成立之后，国外的邀请信仍像雪片那样飞来，既有英国皇家学会的、也有美国芝加哥的、费城的……，但都被玻尔一一拒绝，并说了“最后的话”：“在国外能得到的经济上的报酬，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我在哥本哈根研究所内所获得的乐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1939年初，玻尔正在美国访问，希特勒燃起的战火已经烧到丹麦，对犹太人开始了疯狂的迫害。玻尔因母亲的关系而受到威胁。此时，美国每一所高校的大门都向玻尔敞开，但玻尔依然执意返回自己的祖国。
玻尔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执著的科学追求终于结出了硕果：丹麦成了当时世界上物理学的三大中心之一，成了物理学家心目中的“麦加”。在笔者几次对丹麦的访问中，都深深感到丹麦人民对玻尔的爱戴。它雄辩地证明了：科学虽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们的成就维系着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的命运是同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对一个小国是这样，对一个大国更是这样。
我为生活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不过，话要说回来，这种“自豪”感只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才获得的。记得1963年曾听到过陈毅元帅讲的故事：陈毅在留法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时遇上一位老太太，陈毅为她让了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这情景与我在丹麦的遭遇真可谓天壤之别。那时的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只有30个丹麦人，外国人则有50个，其中除我同另两个中国人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绝大多数的人都渴望了解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邀请我们的晚会真是应接不暇，最多的一个星期有五个晚会。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哪有中国留学生的尊严。
2000年12月12日，英国诺丁汉（Nottingham）大学校董会郑重宣布“鉴于杨福家教授的学术成就及国际影响”，正式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教授为本校校长。英制大学校长的责任是主持每年一次的校董会；决定学校重大事件；主持每年暑期的学位授予仪式。诺丁汉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881年的综合性大学，含人文学院、法律和社会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是英国重点大学之一。1999年我被该校授予名誉博士，现在又被选为该校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这是中英高教史上第一次，是英国高校首次选举一位中国公民担任大学的第一要职。这又是我国地位日益提高的结果。
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并在“就是”两字下面加上着重号，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国，那就可算是我的人生哲学了。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追求的地方。确实，中国是穷了一点，我当时就意识到，虽然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倍，但要达到丹麦人民的生活水平，恐怕要下一代了。不过正因为有差距，才更需要我们去努力！一国兴旺，教育是本，我们需要炼铁成钢的炉子。因此，我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的炼钢“炉子”，决心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我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应有的席位。这似乎是一种梦想，然而又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梦想，以致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屡次婉拒国际同行们的重金相聘，为实现这个诱人的梦想苦苦追求不已。
从丹麦归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发展遭受了各种曲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使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我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可是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至少已有10个串列加速器实验室，它们都是在80年代建立起来的。我所在的实验室，经过同事们多年的共同奋斗，终于在1989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已从这里诞生。
我的“梦”实现得晚了一点，曲折了一点。但曲折的途径使我见到了更多的榜样。艰难的历程更能锻炼人、磨炼人。我所处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例如人们所尊敬的谢希德教授，1952年从国外归来，为开创我国半导体事业费尽心血，10年的磨难并没有使她意志消沉，相反，她更积极了，为祖国的明天在日夜忙碌。再譬如，我在沙漠戈壁滩遇到的邓稼先教授，是那么谦虚、那么简朴。他50年代初从美国归来后就鲜为人知，但他为祖国核科学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他与杨振宁教授是同年代的人，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决不是能用诺贝尔奖所能表达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人民会永远怀念他。安徒生、玻尔使500万人口的小国闪闪发光，同样，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使我们这个千年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又重放出青春的光华。
我的“梦”还未做完，因此还要苦苦地追求下去。我盼望与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摘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博学笃志——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杨福家著，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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