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者的成果不多，或不理想，不能归于生活的好坏。一般说来，生活好了总比坏了更有益于研究。以前有人说“诗穷而后工”，其穷固可说是物质生活的穷，其实也是指经历的不幸。那说法并不准确。人们都说，30年代中国学术很有成果。细思那时教授们的生活，可是比现在的中年青年学者好得多。他们那时住宅也更“宽敞”。这并不影响学术成就，也不影响大师的出现。现在我正读陈寅恪的《书信集》，见到他与傅斯年的信里就说这一问题。他说，“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他说的不只是诗，而是著述，也就是研究成果。当然，话也能反过来说。他在抗战八年里，就够苦的。但他的成果也还是很多。他的几种大著就是在极艰苦的，甚至是难以吃饱的情况下写的。但他的成就可也不能说是因受苦而写出。“太舒服”能写出，“不舒服”也能写出。可见，关键不在教授们“舒服”到什么程度。还该考虑其他种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学术体制、学术积累、学术传统，等等。体制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多思考这种问题。
总的说来，教授们还是舒服一点好（每一个人都这样）。这有益于工作，研究。还说陈寅恪。他原先是不知柴米事务的，一心为学。请看他在香港、广西、云南流亡的那几年，为柴米、物价，愁成什么样。他说过，因用不起女工，亲自作家务劳动，大病一场，“用去千余元。仍须雇工。”他在很多信里老是谈钱，钱，钱，钱！米，米，米！他这些时间本可用到学术上。他曾为抄写7万字的《元白诗笺证》向友人索稿纸，那种难于出口的语气，令人难过。1940年他在与友人信里有一句：“米价秋来稍降否，念念！”大教授“念念”于此，没有好处。在这种日子里，他还写这么多，真可敬佩。当然人不能都和陈老先生比，但理是一样的。愿世人都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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