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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人类心灵永恒的栖所。文学的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门，每一个门里都有一份民族乃至人类心灵的秘密。我们在探索这个世界、不断用新的手段打开新的文学之门的过程，也是不断探索民族心灵世界、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这是刘毓庆对“文学”意义的新认识。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毓庆，现在是山西大学教授、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80年代，他发表了关于《诗经》、汉赋等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以新颖的视角和扎实的成果显示出雄厚的功力。90年代以来，他出版了《朦胧的文学》、《泽畔悲吟》、《诗经图注》（两卷本）、《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等学术专著。《诗经图注》被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称作是20世纪《诗经》注释学的压卷之作。另外刘毓庆还考证了明代诗经学的价值，由京华出版社出版的《从经学到文学》，发现了《诗》学史上一段长期被沉埋的历史，给人以全新的认识。
在刘毓庆看来，他以前所做的都是基础的工作，他所追求的则是另一种境界。他认为，面对古代文学，有两种不同的研究，一种是“研究文学”，一种是“文学研究”。前者是把文学作为一种对象，研究与其相关的一切，后者则是用文学的眼光对文本所进行的研究。前者的思维是科学的，多重在文学的表层。后者的思维则是艺术的，重在把握、领悟与体验内在于文学的生命。20世纪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文学”，而21世纪研究的深入，还期待于“文学研究”的加强，即由文学内容表层的研究走向对文学内在心灵世界的探索。20世纪有三种力量制约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这就是进化论（简单化的）、唯物论（机械的）与遗产论。简单化的进化论忽略了人类的精神、情感世界是不存在进化问题的，因而很难说郭小川比李白高明多少；机械唯物论忽略了文学对生命姿彩的展示，而简单地将其认作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遗产论又将古代文学认作是一种死的“遗产”，忽略了她对文化生命信息的传递，以及其与当代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刘毓庆认为，文学之门就是心灵之门，只有用文化的管钥才能使之向我们彻底敞开。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打开这每一扇紧闭的门。
刘毓庆提出，表面上我们是在研究古代文学，实际上是在研究我们自己。他喜欢用英国爱丁顿爵士在《空间、时间与引力》中的一段话，描述这种研究：“我们在未知的大海岸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脚印。我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深奥的理论来解释它的来源，最后终于成功地复原了产生这个脚印的生物。可是你瞧！那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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