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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老舍。此时距后者投湖自杀还有6年 |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是一部难得的采访实录，作者是一对年轻夫妇。多年来，他们穿行在从未亲历过的文革初期的历史氛围中，逐一采访了与老舍之死直接有关的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联批斗事件中的几十位当事人。在文革发生三十五年后，这本书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抢救意义。作者采访到了端木蕻良、浩然、杨沫、草明、林斤澜等一批老作家；对于老舍之死，他们有的人欲言又止；有的人似乎难辞其咎；有的人在接受采访后不久就故去了，因而成了最后的遗言。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辗转找到了当年在太平湖发现、打捞老舍遗体的渔场职工、派出所片警和围观者；成功地采访到了当年8.23事件中一个带头打人的中学女红卫兵头头，经过诚恳的努力，她终于同意开口话当年，然而即使她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为了探寻真相，作者每次采访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力求提出的问题坦率，准确，不容回避。他们还通过向采访者们问同样的问题，辨别他们的不同态度；或者通过转述其他当事人的看法，使之形成间接的交锋、对话。但是，两位作者惊讶地发现，历史学也许确如汤因比所说，“不可能是物理学或化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深受人的因素的制约。尽管所有被采访者都对老舍之死感到惋惜，对他的人品和才华表示钦佩，对那场文革浩劫深感痛恨，可是当他们打开自己的记忆之门时，他们陈述的事实如此不同，出入如此之大，叫人更觉扑朔迷离，以至于老舍之子舒乙惊呼道：“我觉得很尴尬。没过多少年，历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幸亏我这个见证人还在呀！……这才几十年，就这么混乱了。再往后怎么搞得清楚！”
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背后，两位年轻的作者还是逐渐触摸到了更为厚重的文革时代所特有的疯狂而恐怖的整体氛围，它就保存在被采访对象的记忆里，语气中和情态中，既无比真实又不易把握。作者发现，不管是当年的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几乎所有人都显得心事重重，若有所思。不少人表示采访前要做认真的准备；有的人要求在书中附录他提供的全部材料；有的人犹豫再三；有的人彻夜难眠。可奇怪的是，无论问题怎样尖锐，采访过程怎样艰难，所有被采访者对这两位年轻作者的态度都是温和的、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重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在后生晚辈面前如此慎重呢？难道两位业余的社会历史研究者会比当年的专案组更叫人不安吗？不，不是，这正是上一代人所特有的历史感。他们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比起揭开往日的疮疤，他们更怕自己心中的“历史真相”被永远埋没了；他们更希望给未来留下一个自己的说法。他们知道被采访的内容将成为未来历史的一部分，而面前这两位年轻的采访者就像是未来的史官，在他们背后是一代代密密匝匝的好奇的眼睛，这其中也有自己的后代。而让他们抱有好感甚至敬重的是，两位年轻的作者与过去没有任何恩恩怨怨，却如此认真执著，义无返顾地担负起抢救历史的责任，这是一种高尚的使命感。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想掩盖歪曲历史的意图都显得越来越没道理，而只有主持正义、秉笔直书的善良愿望最持久。
这本采访实录不仅搅动了上一代人的心弦，事实上也逐渐丰富了这对年轻夫妇的内心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精神气质。从采访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身心已经完全融进去了，从最初的好奇、超然到被感同身受的情感所激荡，这不仅使他们更加意识到了“历史的责任感”，自己的心灵也受到净洗和升华。书中最精彩和富于个性的一个部分，应该是每篇采访正文前后的附笔。这些附笔不仅交待和介绍了采访情况和采访对象，而且还时时激荡不已地流露出作者的真实感触，有些片断是像散文诗一样短而诚挚，优美而深切，一点也没有浮躁虚飘之感。例如在采访萧军女儿夫妇之后，他们这样道出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次采访，泪水难以控制地流了出来”。当他们走在夜晚繁华的大街上，感到无法融入其中，因为他们刚刚穿行在历史的苦难之中，在那样艰难的时刻遇到了美好的人和事，这是多么高贵的情怀和英勇的人生，他们体验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逃避死亡并不难，而逃避堕落才是最难的”。作者崇高的感动最后静静地变成了誓言：“这次采访使我们增添了勇气，义无返顾地去继续做更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是的，在人世间，无论什么时候，唯有正义的情感最坚韧，唯有向善之心最宁静。
这本采访实录更深层的意义是，通过探讨老舍之死这一旧案，促使大家对文革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惨遭不测？为什么这么多人被逼上自杀的绝路，家破人亡？为什么一年一度在天安门前跳孔雀舞的女孩子，一夜之间会变成没有人性的打人凶手？老舍说在动乱中死去的往往是刚烈而清白的人，那么这种生命的逆向淘汰又会对民族精神、社会伦理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有人说，巴金倡议的“文革博物馆”如果能够成立，那么“非正常死亡”现象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可是这一倡议至今没有着落，连当年可怕的记忆和巨大的问号也似乎烟消云散，但这本采访实录如同岩石般的存在，使人们再一次意识到，当年多少像老舍先生一样的冤死者仍在另一个世界等待答案和公正，这使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无法保持沉默，更不能在沉默中遗忘。而这本书还提醒人们，那些曾经造成过民族浩劫的错误观念，无论说的多么动听，都不应再给它们第二次机会，这是历史的教训，也应是人民的选择。
在本书中，两位年轻的作者表现出深切的历史感，他们认为，深究历史应有助于更好地改善人类生活，但它不应是为了任何抽象的人群，而应是以所有活生生的人为目的。当他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他们当年在文革中扮演过什么角色？目睹过怎样的人间悲剧和人性扭曲？而他们这一代人的“阅历丰富”又对个人和民族有什么益处和荣耀？作者最终以年轻一代的宽容之心反思和告别了那一页历史，而寄希望于将来，下面这段感想是充满了高贵的情感和理想色彩的：“无论当时他们是正义的维护者，还是永不光彩的背叛者，如果这件事和制造它的时代根本没有出现过，他们将永远没有那些隐痛，他们的心肯定比现在要健康，且更有生气，更纯洁。所有被推上生活舞台的人都是历史的受害者，尤其是险恶的历史。”是的，为什么我们的历史非要险恶残酷地考验人性，使每个人的身心都不免伤痕累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此共同致力于一种较为单纯平静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呢？为什么天上的彩虹就永远不能取代地上的泥淖呢？正是怀着这样的激情与企愿，作者以又一代年轻人的乐观口吻面对生活：“它使我们敢于蔑视这个卑微的尘世，同时又对它无限关切、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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