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新博士合撰的《西方史学史》，是教育部规划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本书自列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博学”系列的史学系列后，至今已三次重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作为编者，我们自然是感到十分欣慰的。
中国新时期以来，昔日受冷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粗略算来，这方面通论性的著作就出版了十几种。这些西方史学史作品，无论是独著还是合著，都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的。作为一本晚出的西方史学史，它还要顾全教材自身的特色及它的阅读对象，因此我们在写作上是作过一些努力的，虽无得出什么很自信的结论，但凝聚着我们的学习心得，这里仅就对西方史学的再认识，谈一些体会。
史学史是反思性的学科，因此，西方史学史所要研究的对象不是西方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而是要研究人们（主要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扶隐钩沉，辨正因果，探求原委，以寻取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对西方史学的再认识不仅是这门学科自身的特点，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认识基于理解，没有正确的理解，那得出的认识（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尝试在通过加深对既往的西方史家与流派等重新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显示新意。这一思想，贯穿全书。如对中世纪史学，本书颇不同于传统习见，对前人将西方中世纪史学视为“神学的婢女”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反对用近代史学的眼光去苛求它，而对中世纪史学的合理性作了充分的肯定；又如，对19世纪的兰克及兰克学派史学的评价，我们认为倘以20世纪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它，就会发现许多令后人不满意的地方，因而对兰克史学，仅仅批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理解，理解这一学派自身的创造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兰克史学及其对史学的贡献；再如对普鲁士学派的评价，对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等的评价，也都在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指引下做出了新的理解，得出了新的认识。
对西方史学的再认识，需要对前人有关的论断进行再评论，而不是墨守陈规，人云亦云。我们对国内现代学者的论断进行重评，以推翻陈说。中国新时期，国内学界对西方史学开展了全面的重评工作，差不多关联到被“文革”前所批判过的西方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流派的全部。在重评中，不只是简单地摘掉了硬加在汤因比、斯宾格勒、鲁滨逊、特赖齐克等史家头上的一顶顶“反动的”帽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化了对西方史学的认识。笔者参与了中国新时期这些重评工作，并把有关研究成果融会以体现在这本教材中。我们对国外（西方）现代学者的论断进行重评，以推陈出新，如对国内学界流行很广的《历史著作史》的作者汤普逊、《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作者古奇等“权威”作家，也有自己的批评意见。我们以为，中国学者编写西方史学史，倘舍弃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那是既无创新，而又没有出息的。
有比较方有鉴别，有比较才有取舍，有比较才有良莠。因此，我们又体会到，对西方史学的再认识，需要了解中国史学，了解中国史学的昨天、今天与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可以为我们编纂西方史学史提供一个参照系，质言之，只有在对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中才能深化我们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对此，本教材虽着墨不多，但这一想法我们是明确的，今后要做的是需要丰富与充实它。
一本成熟的教材，是需要不断修订的。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每隔几年，就要推出一个新版本。为此，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并在学界同仁的帮助下，不断修订这个本子，使之更加完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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