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前后持续了约百年之久，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相比，不但毫无愧颜，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乾隆中后期，中国的经济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回首这一段历史，似乎不应当有任何抱怨的理由。然而正是这个大清帝国，在乾隆晚年以后即逐步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昔日的鼎盛就成为明日黄花。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距乾隆帝之死不过43年！国家盛衰的反差何以如此之大？《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以下简称《落日》）作为大型丛书《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中的一种，对此从文化角度作了深入而有意义的探讨。这部20余万字的著作并不想对康、雍、乾三个王朝全面地加以论述，也不纠缠于对历史细微末节烦琐的考据；作者仅是寻找一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并给予历史阐述与文化反思，以期使读者得到启迪和收获。
开阔的视野和鲜明的现代意识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作者不是平铺直叙地写历史的演变，而是把历史与当代相结合，把中国与世界相比较，对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给以重新关照或解读。作者在书中写道：“以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演变为参照系，可以使我们深入考察康乾盛世的辉煌景象；以迅猛发展的世界近代史为参照系，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落日辉煌’的局限及其所酝酿的危机。本书作为《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系列的一种，并不企图诠释历史，而是在上述两个参照系的关照下，寻找一些耐人寻味或发人深省的话题，加以散文化的叙述。”如作者认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都不愿睁开眼睛看世界，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永远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妙迷梦中，而且一误再误，不能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当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乾隆帝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却没有勇气也派一个使团到欧洲去看个究竟，丧失了一次知己知彼的大好时机。封建专制主义与闭关自守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如此为政，焉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可悲下场！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有诸多个人新见卓识。如作者从人文角度评价三位帝王说：“如果说康熙是一位学者型的帝王，雍正是一位职业型的帝王，那么乾隆就是一位艺术型的帝王。”其间不无调侃之意，却也有“虽不中，亦不远矣”之妙。康乾盛世的出现并不体现历史的必然性，而具有某种偶然的成分。顺治帝以后，清王朝连续出现了三位堪称“英主”的帝王，使行将就木的君主体制回光返照般地发出令人眩目的最后光芒，然而有清之衰落也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的。对此，作者从文化视角作了透视，认为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极端的个人独裁，在调配全国物资与人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因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确可以创造出相当的辉煌业绩，但要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又谈何容易！对于康乾盛世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大清帝国便沦于疲于挨打的境地，作者认为其原因是，绝对权力所必然导致的绝对腐败大肆蔓延而外，闭关自守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也是致命因素，“闭关所产生的危机出现于康乾盛世，结恶果于嘉庆以后，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是难辞其咎的。”如此等等，贯穿于全书之中。专制帝王长期处于惟我独尊的氛围中，人性的一切弱点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专制者取得一定成就的状况下，这些弱点就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极大的危害。
《落日》始终围绕封建专制、官场腐败与闭关锁国三大议题展开，书中涉及到的一些文人如吕留良、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人的心态，或受害于文字狱，或是文学巨匠，也是服务于上述三个议题展开讨论的。可以说，作者企图将有关康乾盛世得以产生的几个重要因素涵盖其中，条贯统绪，以便收放自如地加以阐述发挥，从而完成对这一封建末世所发生的奇迹的文化巡视与人文观照。在探讨上述议题时，《落日》一书言必有据，旁征博引而外又往往出以幽默轻松的笔调，而不是正襟危坐、板起面孔做文章，这无疑拉近了历史与读者的距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总之，《落日》一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事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关怀和历史反思是该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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