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阐释：力求反映学术界的最新观点，许多篇章反映撰写者本人最新研究成果。
王运熙：《新编》与以前三卷本批评史相比，内容方面变化较大。三卷本的上册是在60年代初，即文革前写成的，当时受“左”倾思潮影响比较严重；中下册分别是在80年代初、中期出版的，那时在思想观念方面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就拿唐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来说，由于白居易比较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诗歌要反映国事民生及与政治有关的现实内容，我们在三卷本中便对其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是现实主义的，是进步的；而对另一些人如皎然、司空图等，由于他们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艺术性，三卷本便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是落后的、形式主义的。对此，《新编》作了较大的修改。《新编》在内容方面也有在三卷本基础上进行删减压缩的。如传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前几年有学人经过考证，认为它不是司空图所作，虽然目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我们认为考证者所提供的材料比较翔实，颇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在《新编》中对《诗品》没有作过多的介绍。这并不影响司空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的文学理论观点可以在其他一些单篇论文中表现出来。
除了修正了过去的一些观点外，《新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三卷本中没有关于陆龟蒙的诗歌理论，《新编》则吸收了七卷本《通史》的成果，对他做了一些介绍。他有一首长诗《酬谢袭美先辈》较为具体地评价了陆机的《文赋》与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是对文学批评著作进行评价，在唐代文论中是罕见的，值得重视。
杨明：我们撰写《新编》，特别注意吸收这些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包括七卷本《批评通史》的成果，力求反映学术界最新的观点。如先秦道家思想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这是近年来学术讨论中比较热门的话题，我在撰写《新编》的有关章节时，吸收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一些，虽然道家的某些言论并不是直接谈文学的，甚至不是谈文艺的，只是一种哲学思想，但却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影响，他们从中吸收某些观念，把它们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我们注意把这样的研究成果汲取到我们的《新编》中来，使其内容更加充实。
顾易生：新编本许多篇章反映了撰写者本人最新研究成果。例如三卷本中对宋代婉约词的创作思想评价较低，并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新编本则揭示宋人词学他们强调“情”为人所固有、天所赋与，这里闪烁着个性解放的新兴意识光芒。为宋时文学批评领域灵秀之所钟。这是我十余年来思想认识的发展。我去年夏天在澳门大学中华词学国际研讨会上所作《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中反思旧说，指出李清照论词更有展示词律自由宽松一面，并为以声律服务于抒情写景做出示范。她的审美兴趣非常宽广，力图以诗赋散文表现手法来充实开拓词境，从而肯定宋词中文学性与音乐性结合的经验，认为这是自由与规律统一的一种创造。当时许多绝妙好词，既卷舒自如、长短错落、接近口语，而吟诵起来又情韵盎然，个中奥妙是永远值得人们借鉴的。该文得到不少与会专家的肯定，并为《文学遗产》今年分3期所转载，其中主要论点收入《新编》。又如三卷本“清代诗文批评”部分原由我执笔，新编本改请邬国平君执笔。邬君专门从事清代诗文与文论研究十余年，功力深厚，新撰书稿，不仅较原三卷本大有超越，比邬君数年前所著《清代文学批评史》也有所发展。
黄霖：与三卷本相比，《新编》在内容上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增、减、删、改几个方面。就我负责撰写的明清部分有关章节来说，对于有关《金瓶梅》的文学批评，在三卷本中根本未作任何介绍，更谈不上评价，而在《新编》中则增加了整整一节。关于清代张竹坡的文学批评理论也增加了篇幅，另外还增加了有关桐城派方面的内容与人物评价。《新编》的内容虽基本以三卷本为基础，但一些章节修改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如关于《红楼梦》、毛宗岗等章节都重新写过。改不仅是指内容篇幅方面的修改，也包括观点的修正。如对太平天国、桐城派文学思想的评价，《新编》较之三卷本批评史均有很大差异。改变了过去那种由于强调政治而过分抬高太平天国文学思想地位的作法，而对桐城派曾国藩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则做了较多的肯定。另外，原来三卷本批评史对章太炎的评价也存在偏高的倾向，我们吸取时贤的新观点，在《新编》中对其做了重新定位。
邬国平：我教《文学批评史》课程从清代一直教到近代，原本三卷本教材这一部分量太大，教学任务无法完成，《新编》对这一部分作了大幅度的压缩，从原来的十八九万字减少到12万字，修改后，内容更加集中，原来枝蔓的东西删除了，主要线索突出了，而且又增加了新的材料，新的发现。这样既反映了新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教学。较之三卷本，《新编》实在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指导思想：文学批评是以文学而不是思想或政治为第一要素，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与审美功能。
王运熙：刚才黄霖同志谈到三卷本批评史对章太炎评价偏高问题，这也是与对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有关。章太炎他们用史学家观点评价文学，强调真实，反对虚妄，而我们则强调对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
袁震宇：我所负责撰写的章节，除了注意文字简洁、引文准确以外，尤其注意修正三卷本中一些不无偏颇的文字，如关于太平天国的曲论部分，删除并修改原文中某些受当时论界影响的溢美之词。另外，撰写时尽量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如论述李贽等人变革与创新理论时，注意指出这些观点的现实意义；论述吴江、临川之争及王骥德《曲律》时，比较注意他们理论、创作的得失，指出其片面性，力求辩证与统一，并注意他们以人（观念、读者）为本的精神等。
邬国平：刚才王先生讲到三卷本，由于编写受时代局限，对历史某些批评家及其论著的评价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我还想补充一点，即当时还特别注重政治道德，这甚至影响到章节的编排，如在三卷本中清代第一章即列“清初三大思想家”，事实上钱谦益是黄宗羲的老师。黄宗羲的某些思想是从钱谦益那里接受过来的，但三卷本可能考虑到钱谦益曾经投降清朝，而黄宗羲则在明朝覆亡后屡拒征召，隐居著述，有民族气节，所以作了那样的编排，其实那样编排是不合理的，那样编排讲课时有些东西很难交待清楚。现在调整过来，一来恢复了历史的本然，另一方面也扣住了批评史是文学批评的历史这一主题，从而给像钱谦益这样的人在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恰当的地位。
杨明：邬老师讲的情况体现了我们撰写《新编》的指导思想，即文学批评是以文学、而不是以思想或政治为第一要素，如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原来有的批评史对王充评价很高，因为他论文崇尚实用，反对虚妄，实际上他崇尚的文是应用性文章，对具有审美特征的文是看不起的。《新编》认为他“颇缺少文学的眼光”，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很好，因为这贯彻了“文学是审美的”这一原则。由于时代的发展，我们这些编写人员的文艺理论思想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也体现在《新编》撰写过程中，如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以前相比即有很大的变化，过去比较强调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并把它贯穿在三卷本的《批评史》中；现在更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质与审美功能，并由此区分文学与非文学。
体例框架：基本保持并发扬了已为教学实践和学术界所肯定的实事求是、材料丰富、系统性强和可读性强的特点。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与原三卷本相比，在阐释论述内容方面有很大更新，而在体例框架方面基本保持并发扬了三卷本已为教学实践和学术界所肯定的实事求是、材料丰富、系统性和可读性强等特点。考虑到这是教材，应尽可能让读者把握原始资料，品尝“梨子”的原汁原味，俾有独立思考与进一步研究的广阔余地。
王运熙：关于体例框架问题，也许有人认为陈旧了一些，但我认为，作为本科生的教材，主要还是要有利于全面系统地向学生介绍基本知识，有利于教学，有利于把历史真相介绍给同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编》的这种体例框架究竟如何，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看实际效果。
杨明：体例框架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到科学研究是求实还是求新鲜感的问题。我以为仅仅求新鲜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求实创新，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新。作为学术论著，也许用新的体例框架更能给人以心理上的一种冲击力，但作为教材，我认为还是实在一些好。
邬国平：复旦《批评史》讲求的是踏实积累，反映了一种踏实的学风，我们研究对象是审美的，研究的方法是求实的、科学的，不专门讲究新名词，不刻意追求心理上的新鲜感。
王运熙：我还想补充一点。这次我们的《新编》将原来的三卷本改为两卷本，这主要是从总体地位平衡这一角度考虑的。原先三卷本不是同一时期写成的，由于受时代所限，上册里很多东西原先不敢写进去，从先秦到唐代只写了300来页，而下册的清初到近代就写了700多页，占整个批评史的一半还多。从总体看，分量很不平衡。所以《新编》对先秦到唐代不符的内容进行了充实，而对近代部分进行了大量删减，并将宋、金、元的批评史划归上册，将明代划归下册，这样基本上能反映各个时期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通史上下两册的分量也大体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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