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除了像海子一样关心人类（海子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一无所能。我的学兄余杰以《畸》为题，勾勒了一部全新视角的文学史，并以之作为他本科期间的毕业论文。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畸人。1995年我在清华读大二，那年我按照虚岁算刚好20岁，于是我写了《二十自序：我本零馀》，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最终获得的生命将和惆怅相伴终始。
至今我对一道中国文学史考题记忆犹新。那是丁夏先生出的题，他问：你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最根本的精神是什么？当时我的答案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我这样认识古典诗词，也用这种精神去要求自己。所以缺乏历史感的作品总让我觉得落入下乘。也正因此，我开始时并不十分欣赏纳兰性德。人的阅历是会改变很多东西的。现在我已经不认为忧患的作品是最高的文学，现在只有与个体自由联系得最紧密的那些诗歌，才能为我所激赏。
决定编辑《纳兰一派》（现代出版社出版）缘于好友李焱的一通电话。她是一个纳兰迷，打算在她任责编的《博览群书》做一个关于纳兰的专题，并委托我组稿。在组完那一期稿子之后，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失重感，我觉得有很多话没有说尽。于是我就给更多的朋友们打电话、发信，希望他们也能贡献一点文字出来。这其中，就包括远在南宁的李孔铸。当时孔铸刚刚经历了情感的磨难，他以为自己将在南宁守候一种美丽的惆怅，直到永远。接到我的电话，他说：“我答应你写这篇文章。我想通过写作，重新寻回清华园的精神。”听到这话，我忽然想起有一年的春天，我和他走在荷塘边，荒岛的梨花已经胜雪，而柳丝也摇曳着令人心悸的绿。我兴奋地说：“春天来了！”孔铸却意味深长地说：“春天来了，但是并没有带来希望。”我恍然发现，人生最大的悲哀，并不在绝望，而在于明知无可奈何却仍然报以微茫的希望。其实我们都知道，无论怎样努力地去寻找，我们也都寻不回那少年的激昂与真率，寻不回那美丽的喜悦与忧伤，因为我们的心都已饱历沧桑。
2001年9月3日，我开始编辑《纳兰一派》，9月21日，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深刻的痛。那天走在飞尘扑面的西三环，我心中忽然泛起纳兰的“一生一代一双人”、“桃花羞作无情死”，沉吟之际，不觉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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