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所说的“以出身论稿件”的编辑、报刊并非完全没有，过去我曾在某局级机关办公室工作，下面颇有几个下属单位，遇上报刊征订时节，就会有几家报刊工作人员或上门或来信，许诺你揽订他们的报刊多少份，他可以给你上多少文章，对此我总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那是些什么媒体，坦率地说，即使在那里上了多少文章，我也并不以为光荣。所以，我想劝张先生一句，您在宣传部上班时，有些报刊很卖面子，您离开宣传部，别人又不给面子了，其实这其中的奥妙很简单，大可不必将问题扩大化，让人以为编辑都是势利眼。
说到我自己，我投稿所用的地址一望便知，是个几乎与文学、文化完全不搭界的纯技术部门，可近年来我就是用这个地址寄稿，在《杂文月刊》《杂文报》《南方周末》《南风窗》《书与人》等知名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杂文和随笔，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湖南的《书屋》和广州的《东方文化》给我的“待遇”，众所周知，这两本刊物在文化圈享誉甚隆“门槛”较高，起初给他们投稿我并未抱过高期望，但事实说明，越是这样的刊物越肯对读者和作者负责：《书屋》在2000年第7期一下发了我两篇文章，文友们见过后都连称“希罕”；给《东方文化》寄过四篇稿子，已经发了两篇，前几日，我给编辑部打电话询问近期一篇文章的处理情况，接电话的是一位女编辑，恰好是我谈钱歌川一文的责编，她先告诉我2002年第1期将有我的一篇文章发表，接着便热情地讲起了她给我编谈钱歌川一文时的经过，夸奖文章有文采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引起了她的共鸣等等，耳闻编辑老师的谬赏，我有些诚惶诚恐地说：“我的基础不好，没有经过系统的学院训练……”我的话还未说完，电话那边便传来了语调平静但在我听来不啻黄钟大吕的一句话：“我们刊物发稿从来不考虑作者背景。”在萧瑟的秋风里，一股暖流通过话筒迅速传遍了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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