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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本报记者，右为教育部社政司顾海良司长 |
11月25日－28日，第五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校长和高校出版社社长20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我国加入W TO的关键时刻，各地高校校长和出版社社长纷纷表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更是一次及时的会议，尤其是在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的时候，如何把握方向，调整发展战略，这次会议形成了良好的意见。
作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板块，高校出版社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应对未来竞争，抢占发展先机，本报记者对教育部社政司顾海良司长进行了专访。
记者：顾司长您好，我记得在大连召开的第十四届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上您提出了“世界的眼光，战略的思维”的说法，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顾司长：这个说法是在大连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的。实际上关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我早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学出版的十大趋势》，其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要深入一些，不过当时谈的主要是竞争的问题。“世界的眼光，战略的思维”这句话是加入W TO后最新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先进文化的代表。我觉得这里所讲的“先进文化”实际上就是指建立先进文化，我想其中有几个含义：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是改革、建设中形成的新文化，一是世界文化的优秀部分。那么，建立先进文化就是要站在世界文化的前沿，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工作者作为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传播者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当然这主要是指媒体的内容而言的。
加入W TO以后，面对新的竞争，文化内涵必须与产业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在建立和发展产业形式上也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我想“世界眼光”的有无将决定大学出版社在未来5－10年的发展的关键。
记者：您刚才谈的“世界的眼光”，那么，“战略的思维”又是怎么一个概念？
顾司长：接着刚才说的，“世界的眼光”应该有两个支撑点：一是战略的思维，一是发展，其中发展的方向和前景要依靠战略的思维来决定。
谈到发展，我认为应该有以下7个要点：
一是有条件的：对于高校出版社来说，就是作者的队伍，我们的作者基本上是站在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的；读者的队伍和编辑的队伍；
二是有区别的：如何发展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战略思维的结果，不能人云亦云地跟着走；
三是有质量的：所谓有质量首先是要确实满足读者的需要；
四是有效益的：这个效益是要实现双效益，以前我们说过“不以码洋论英雄”，但是“码洋散步是万能的，没有码洋是万万不能的”；
五是以高科技支撑的：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出版社的发展不仅仅是编辑手段的高科技化，新的发行观念也要跟上来，例如多媒体营销就是一种突破；
六是以创新为先导的：创新不但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且要落实在每一个环节，制度要创新、理论要创新、文化也要创新；
七是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战略的发展观念。
由于我本人过去也主编出版过一些图书，而且这些图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例如《画说资本论》，所以这样就使得我得以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待图书，从而做到了做书与管理出版社的吻合。我感觉现在的出版社对作者资源的挖掘不够，我认为对一个作者一定要注意挖掘作者的连带出版资源，在这一点上，外研社、人大社、北大社和清华社都是很有战略思维的。战略的思维是指导发展的实际，过去一个阶段的发展，大学出版社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各个产业的平均增长幅度，因此，我认为一些大的高校出版社的社长已经具备了“战略的思维”和“世界的眼光”。现在，许多大学出版社的社长都是博士导师或者本人也已是博士，他们应该已经具备了观念和眼光上的要求。
记者：现在我们都在谈W TO，那么W TO对于高校出版社具有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
顾司长：迎接W TO，关键就是要把自己做大做强。我觉得其中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发展的迫切性，一是发展的内在压力。
关于W TO，许多人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他们以为“加入W TO就会强大”，其实这是一个梦想。W TO只是一个规则，规则不等于强大。就拿足球来讲，足球游戏的规则是早已制订好了的，但是足球的强大与规则显然没有太大的关系。
记者：在大连的会议上，有当地记者提出大学出版社怎么尽是中学生教辅，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象，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有一年的西安会议上就有记者提出了。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顾司长：我认为现在的教辅关键是怎么从应试转到素质上的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应试的教辅没有减，而全面素质教育的材料又没有增加，因此形成了一个尴尬局面。
如今，学生的课余时间多了，那么用什么优秀作品去填充这个时间？就是要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一方面要出版品种少、高质量的应试教辅，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班上用的数学书就是由苏步青主编的；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素质图书。在素质辅导图书上，我主张大学教授、教师来创作一些图书，这好比是大科学家写作科普书籍一样，大学教授、教师可以多写一些素质类图书。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教育是一个系统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有为中小学服务的职能，但是，社会教育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市场。因此，当前的出版社也需要有一个结构调整的过程。
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非常精美，我看实际上就达到了一种模仿中的创新。
记者：这次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请您谈谈对未来的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一些看法？
顾司长：我想这里面将涉及到几个问题：一是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职业化问题，是不是需要培养职业大学出版家的问题；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大学出版社需要在产权问题上有个明确界定，把事业心和责任感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资金的问题：大学出版社的资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最初的资金，学校无形资产，出版社同仁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资金。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未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我比较认同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图书馆、一流的实验室和一流的出版社的说法。将来的情况是一流的出版社不一定出现在一流的大学里，但是一流的大学必须办出一流的出版社，这个数字我认为有可能达到10－15家的样子。此外，将有15家左右出版资源比较丰富的办得比较好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将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导观念比较好的出版社；此外还将出现20家左右专业特色明显、学科优势很明显很清楚的出版社，就是一种“名、特、优”型的出版社；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出版社将难以度过未来几年的竞争难关，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
记者：您刚才谈的战略也好、眼光也罢，基本上是针对社长来说的，那对于整个出版社来说，您所谓的战略和眼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顾司长：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出版社整体来说，我认为将形成各级各类的战略思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社长的战略和眼光最终也将落实在具体的环节上，一大批各级各类的专门性人才将出现，我是搞经济的，经济学上有个木桶理论（效应），一个出版社的水平高低最终将是由最矮的那块木块决定的。
从产业上来说，我认为，与其他产业相比，出版产业中人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就出版的各个资源配置上来说，占有和配置的机会更加均等，由于资源配置上的均等性的突出，人才在其中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更为重要、更加突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所谈的思维和眼光的意义更加重大。在出版产业的资源中，人的位置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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