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专著，如何既有自成逻辑的理论构架，又有精到的对作者和文本的分析，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所谓“重理论轻分析”或“理论胜于分析”并不是论两者在字数、篇幅上的差异，而是说作者预设的理论构架直接影响到在繁多的作者中他选择了哪一些，在作者的大量作品中他又挑出了哪几章；文本的分析不是在理论“笼罩”之下的注脚，它们直接考验着此种理论的有效性和独创性。相形之下，王泽龙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在这方面值得称道。全书以引言开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按时序探讨现代主义诗学的发展及其范畴和主张，中篇则对应地遴选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与废名，冯至与穆旦作为个案予以具体分析，下篇综论诗潮发展论、它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象征主义的关系。所以黄曼君先生在序言中赞扬道：“全书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诗歌理论探讨到文本创作研究，从微观剖析到宏观整体审视，从诗人定位评价到诗潮流变动向考察相互关联，又多向展开的研究体系，既相对完备严谨，又具有开发性特征。”
不过，这种“完备严谨”仍然是理论构架意义上的，中篇的个案研究是这个构架的重要一环，因为任何一本专著都不可能单有理论或单有文本分析，但很少有人将个案研究纳入整体理论环环紧扣的逻辑链条（微观理论→个案研究→宏观理论）。如果抛开读者从目录、序言、引言、后记等信息中就可以获得的有关理论“完备严谨”的“假象”，深入到著作内部无处不在的文本分析，王著还是有许多值得推敲甚或失色的地方。整体上的如为什么有的人选择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道路，而另一些人偏爱现代主义诗歌，除了其不同的经历、留学背景和在此中的感受，是否还有个人气质、性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怎样形成和起作用的，在全书中付之阙如。又如中篇对李金发的专章分析，如何从西方现代诗论的角度居高审视李诗的得失，如何从诗歌语言（不止是章法，也不止是“内在脉络贯穿法”、“奇特观念联络法”、“音画交契结构法”、“象征意象组合法”等；这一切如果不以语言分析为落脚，有何意义？）的角度审视李诗的“怪异”，用力不够。至于局部的诸如对某一首引诗的品评，可商榷之处更多。仅举一例。作者在谈卞之琳诗“感性与智性的融合”的特点时引用其《无题·五》（“我在散步中感谢／襟
眼是有用的，／因为是空的，／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我在簪花中怅然／世界是空的，／因为是有用的，／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分析时注意到“襟眼”和“空”中蕴涵的“无之以为用”的人生哲理（诗人事后的“意图诠释”），而忽视了“小花”和“款步”意象中更丰厚的诗味；我以为后者才是“诗”的。
这可以说是吹毛求疵，但绝非没有必要。我认为，诗评家或诗论家如果缺乏对诗本身的超常的感受力和领悟力，一触及具体的诗或诗中具体的句子、词语就只有人云亦云露出怯意，所谓理论的深刻和创新不能不让人怀疑。当代诗歌中批评家的缺席和无能与此有关，用貌似庞大深刻的理论掩盖对诗歌文本的隔膜，理论只会成为自家生养的宝贝。在新诗论著中这样一种积重难返的痼疾在我看来依然只是表象，它引导出的是第二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每一部专著的背后，著者的诗学理念是什么？或者说，作者理想中的好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问题吗？一个可以对别人的诗学理念和追求侃侃而谈的人，却没有自己的对于诗歌的见解，这可能吗？事实可能恰恰如此。新诗史一类的论著中，著者本人的诗歌观念常常不是隐匿的、渗透在描述和讨论中的，而是含混不清的。他们的理论功力体现在对材料的充分占有、对新诗现代化的清醒认识和某一阶段理论承继变迁的把握，但我无法从中辨认或引申出他们对现代诗的终极认识和看法。由此导致“见人说人，见鬼说鬼”；虽不会指鹿为马，而且指鹿是鹿、指马是马，却可能采用暧昧的双重或多重标准。例如王著中，作者明确指出戴望舒等“新月诗派”和“新格律诗派”纠正了早
期新诗散文化的弊端，是一大进步；后期的戴望舒进而以内在情感的起伏波动为诗的旋律，不再束缚于整齐的节奏和韵脚。诗歌的散文化（不是艾青所说“散文美”）是作者所反对的。但讲到废名，散文化的问题被抛在一边，作者引用的几首代表作，处处脱不了“分行的散文”的影子：“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跑到桃花源岸攀手掐一瓣花儿，／于是我把它一口饮了，／大概就跳在水里湮死了。／明月出来吊我，／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此水不现尸首，／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这是废名的《掐花》。再看作者引的另一首《星》：“满天的星，／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东墙上海棠花影，／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清晨醒来是冬夜梦中的事了。／昨夜夜半的星，／清洁真如明丽的网，／疏而不失，／春花秋月也都是的，／子非鱼安知鱼。”还有一首据称是他的“名作”的《街头》，若不是好几部著作异口同声地说其中有“禅意”有“精神的逍遥游”有“宇宙人生虚无感念”，我不太理解废名的这些诗如何与卞之琳并列而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桥梁”———也许真的只是文学史家才解其中的奥秘。选择废名作为作者重点解析的六位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是出于文学史的需要还是别人这样说了因
而不得不说的需要不得而知；至少在本书中，废名的存在，暴露了作者力图显现的完整的现代诗歌理念拼图的破碎：精神指向与语言在现代主义诗歌中是可以剥离的，还是语言即为诗人的精神家园。
这两者关系的似是而非，在下篇《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一章中也难避免。如论意象，是古代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共通的；此说若通，恐怕连两者都使用汉语也可列为共通点：著者是否可以举出，在诗歌中不使用意象的？再如，说意象中的传统文化心理意识的积淀，著者以“秋”为例，并引出李金发之《秋老》、李广田之《秋的歌者》，说明“秋”的意象是传统诗歌的“心象结构模式”。而我以为，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只所以给人徒有西方的外形的感受，恰恰是因为许多诗人没有有意识地去打乱意象与古代心理情结的这种深层隐喻关系，没有让语词独立出来。著者全书不厌其烦地引用艾略特的名言“诗不是表现（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还有一个著名观点，诗人不可能脱离传统，是在传统中写作，所以在本质上，诗歌表现的不是诗人的个性，而是一个民族的心理。明了于此，似无必要专门探讨现代主义诗歌与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关系。更觉暧昧的是，著者在此章结尾特别指出：“我们必须强化这样一个观念：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一样，都存在着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深厚联系。相比起来，这种联系，现代主义诗歌并不弱于后两者…
…”这有些“反弹琵琶”，但我疑心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不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是“伪现代诗”。既然任何诗人都不可能脱离传统，而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肌理上更酷似古代诗歌，可化用里尔克的名言发问：中国的现代主义诗人何为？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王泽龙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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