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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于2001年11月3日逝世。其时，我正在北京，对此毫无所知。就在11月3日晚上，杨思梁先生和我还在京信大厦的招待所里谈起了1994年在贡布里希教授家作客的情景。我们都还记得贡氏领我们参观他的藏书和版画，在顶楼上他的胸像旁，他风趣地说：“你们看，到处都是书，我离开人世后，真不知它们该怎么办？”由于旧事重提，我就把当时心里产生的一个念头对思梁谈起。我说，很想建议他把藏书捐给中国的某所大学，建一个贡布里希美术史书库或阅览室，如果他同意，我也愿意把自己的藏书增添进去。思梁说：“有机会我们不妨把这个意思告诉他。”
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贡布里希与世长辞了。当两天后，曹意强先生从杭州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我既感到悲伤又感到突然。半个多月来，在悼念之余我反复思索着应写点什么东西来纪念这位西方传统美术史意义上最后一位大师。作为人文主义的学者，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就像宝石那样，每面都闪耀着光芒。他的学生，例如巴克桑德尔（Bax an d a ll），奥耐因斯（O n ian s）或阿尔波斯（A lp e rs）从他那里取其一面，即可独步天下。他的著作包括各种译本，据特拉普（J.B.T rapp）在2000年1月出版的目录就有104页之多。其中被称为西方美术史圣经的《艺术的故事》已被译成了30种语言，单就英文本计算，印刷已有70次，数量在600万册以上。《艺术与错觉》的英文版，也印刷了30次，被译成了18种语言。中文译本至少有10种（《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秩序感》、《图像与眼睛》、《艺术与人文科学》、《象征的图像》、《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木马沉思录》、《艺术与科学》、《理想与偶像》）已经问世，还有五种（《图像与语词》、《艺术与进步》、《保卫古典传统的价值》、《艺术史与文学研究》、《瓦尔堡传》）也在准备之中。他的另一部
重要著作Th e Pre fe ren ce fo r th e Pr im itiv e（《对原始性的偏爱》）还未出版。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几年中他的学术面貌仍然是开放的，要评价它们，应该留给有能力的学者。也许我应该谈谈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些思考。
翻开特拉的《贡布里希著作目录》，第一条就是《一首中国诗译成德文的一些可能性》，这是贡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时间为1930年，所讨论的内容正是关于中国的。题目中所说的一首中国诗就是李白著名的小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篇论文留下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年轻时代自我训练的记录，这种训练即文体训练，他用D ehm e l式、R in g e ln a tz式等具有强烈对比的诗体来译李白的诗歌，并通过翻译开始进行文体问题的探讨。正像作者所说，研究这一类文体的转换是他语言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语言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宝库。在学得它们的语汇的过程中，我们也被迫思考它们的思维方式、它们的主要观念和它们与我们自己思考习惯的距离。它们使我们立体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语言。”
思考其他语言所具有的不同思维方式，也许是贡氏年轻时代接触中国诗歌的深刻感受之一。当时，他的母亲利昂妮·贡布里希（Leo n ie G om b r ich）——维也纳大学音乐教授——正教一名中国的学生学习音乐，这就是已被人遗忘的音乐家李惟宁。利昂妮教授很喜欢李惟宁，很快贡氏也和他成了朋友，当他在维也纳获得音乐教师的国家考试证书时，贡氏就在场。当时李惟宁为中国古诗谱了一些曲子，为了让它们能够在维也纳演唱，贡氏把它们译成了德文。这些歌曲被一位著名的歌唱家Er ica R o k y ta在奥地利电台演唱。当李惟宁回到中国后，这些歌曲以中德文对照的形式在上海出版，其时大约在1933年左右。因此，用不着我们的译本，贡氏的文字早就在中国出版了，那就是他用德文翻译的中国诗歌。在那段时间，贡氏对李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使我们想起了马勒1909年左右在《大地之歌》中所使用的李白的诗歌，那部乐曲总结了马勒身为歌曲和交响乐两方面作曲家的最高成就，而马勒也是贡氏母亲的好友之一。实际上，正是通过马勒的那部乐曲，贡氏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古诗，这种接触促使他从他父母的藏书中找出了更多的中国书籍阅读，例如《老子》和《庄子》，还有《二度梅》和《好逑传》之类的小说。
在贡氏的心目中，李惟宁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在奥地利，李惟宁和一位犹太女子结了婚，这位新娘到了中国没有几天就带着身孕反回了故乡。令人痛心的是，在二战期间，当贡氏一家因受纳粹迫害而移民英国时，李惟宁却成了南京伪政府统治下的音乐学院的院长。由于贡氏非常珍惜他和李惟宁的友谊，我始终没有把这段历史告诉他。
贡氏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更重要的影响也许应该追溯到歌德。由于歌德在德语的国家中被重视B ildu n g（可勉强译为教化）传统教育的人尊奉为神，因此，他对贡氏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8月28日在法兰克福参加贡氏荣获歌德奖时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大师见面。他在答谢的演讲词中说道：“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在学术共和国的公民权，对此命运，我深表谢意。如果我真的获得了被学术共和国接纳的权利，那么，除了我父母亲之外，首先应归因于我对歌德著作的不断阅读。……正是歌德的生活和著作，给我们传来了这样一个令人慰籍的消息：我们可以获得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权。因为歌德有权在任何地方都感到如归故里。”贡氏在这里指的是歌德和各国文学的因缘，这使我们想起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伟大观念。正像人们所熟知的，歌德也和中国文学结下了因缘，在歌德读过的书中有一部叫《玉娇梨》。恰好在贡氏的文体训练中也包括了这部小说，那是在1930年到1932年左右。在每年一度的维也纳大学欢乐节上，他曾连续三年为演出写剧本，在最后的一次他把《玉娇梨》搬上了舞台，并用他所能理解的中国风格插入了一些诗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在他大学毕业后变得更加强
烈，在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他和同学兼挚友库尔茨（O.Ku rz）还跟随一位叫Br□r in g的传教士学习了汉语。正是这位库尔茨后来协助伯希和编辑了《马可波罗游记》。也就是在那时贡氏成了中国山水画的爱好者，并且希望能读懂画上的题跋。当我1994年秋天在他家作客时，他特意给我看了他一直保存着的汉语课本。这种和中国语言及其他语言的接触，使他充分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多种语言中的时间越长就越会确信，在两种语言中真正的一致不是规则，而是例外。因为在两种语言之间有准确对应词的词语少得惊人，这种感觉促使他在后来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语言理论：语言是由空白组成的。他说：
诚然，常常有人感到惊讶，在德语中没有相当于fa ir p lay的词，在英语也没有对等Sch ad en freu d e的词。他们发现了语言中的某些空白——这些空白不都是完全真实的。英语中没有相当于Sch ad en freu d e，即人们可能恶意地对别人遭受的伤害感到快乐的名词，但是它有动词g lo a t－in g，即幸灾乐祸地注视敌人遭到的不幸，这已足够接近了。不过，所有这些观察依然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基础之上：语言通常为每一类事物提供标签，而发现空白是令人惊讶的。但我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语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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