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顾颉刚不满，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其原因，在事情的开始可能有这样几点。首先是鲁迅对顾颉刚的治学不太满意。典型的就是顾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顾“将古史‘辨’成没有。”其次是人际关系上的原因。顾曾说自己最佩服的是胡适、陈源。而胡、陈二人是留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与鲁迅在治学方法、人生观、社会观等重要方面都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陈源，与鲁迅因女师大事件而展开的笔战，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而顾虽未参与笔战，但毫无疑问，支持陈，就自然地站在了反对鲁迅的立场上。更严重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顾潮所言，当时有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可见陈源与鲁迅的“抄袭事件”根源还在顾颉刚。而鲁迅对此诬陷是绝不能容忍的，对顾之不善，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顾颉刚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他自己对这些事毫无察觉。在北京时，他与鲁迅也常有来往。如1926年6月，他曾寄赠鲁迅《古史辨》第一册一本，8月又送鲁迅《孔教大纲》一本。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于9月4日抵厦门。8日，顾颉刚即赠鲁迅“宋濂《诸子辨》一本。”这些都是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的。顾潮在《南下的坎坷》中写到，胡适曾嘱顾颉刚为《封神榜》做序。顾在复信中说：“《封神榜》的序，……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复书。”这封信是1926年9月15日所作。顾潮写这些，本意在说明“当时，从表面上看，父亲与鲁迅之间还是很客气的。”但实际上，以我之见，顾潮实在不懂鲁迅，也不懂她的父亲。他们那里是在“客气”。他们的来往，就是一种真诚的来往，起码鲁迅是不会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他帮助顾颉刚，就是真诚地帮助，决不会虚与委蛇，心口不一。更何况顾是他的学生辈，用不着去“客气”的。顾潮本来是想说明自己父亲的“客气”，不料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鲁迅乐于助人的“蛛丝马迹”。
（山西省委宣传部 杜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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