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我不过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进馆后即发给入门证，然后凭入门证换取阅览证，再用阅览证领取座位牌，在大阅览室里凭牌号找到自己的座位。在翻卡片查书目之后，填了借书单交到大阅览室柜台，就可以安坐在位子上等服务人员把书送到面前。如果有事暂时离位，服务人员便放置一块木牌，让你亲自到柜台取书。你可以从开馆一直坐到闭馆。如带馒头面包之类入馆，是不受限制的。饥饿了可随时走出大阅览室，任意找个角落“进餐”，饮水免费。凡那时经常到彼读书自学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入馆时既不需什么证件，出馆时也不受任何盘查。一枝笔，一个笔记本，包括食物，只要入门时给发证的人看一下，完全可以自由出入。我因一连几个月几乎每天准时到达，与司阍者混熟了，每次还同你打招呼，有时还交谈几句，比现在进大超市购物心情舒畅多了。盖我在新千年伊始，有一次进某超市，竟无故被拒绝入内，我一气掉头离去。可能我的扮相有“孔乙己”之嫌，司阍者大约是怕我偷东西也。
抗战胜利后，我重到北京读书，城外有清华、燕京两家大学的图书馆，城内有北大图书馆，公园里还有松坡图书馆，便很久不再去北图。院系调整后，我在北大教书，因工作需要由校方为我办了一个进北图的借阅证，我去过极少几次。当时就感到与30年代大不一样了。不但门禁森严而且阅览室内人头攒动，有时还有喧闹声。至于查书借书则极不方便，有时要等上一个小时，翻阅查找资料的时间往往还没有等候的时间长。“文革”以后，因手续过于烦琐，我只到文津街去过一次。当时我只是由系办公室开了个证明，结果馆方却一定要校长办公室开的介绍信。倘非遇到一位熟人，那次就白去一趟。从此我再也未去过。
我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留在北大教书。当时燕京和北大两处藏书合在一处，读书实在方便。“文革”后图书馆重新开放，无论查书、借书都比以前吃力了，时间上也没有保证。曾几何时，清规戒律日益增多。诸书分散，不便检索，一不便也。“库本”不外借，二不便也。继而连线装书也不外借了，三不便也。目录卡片的编制法一改再改，头脑顽固得实在跟不上，四不便也。幸好北大历史系和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各有一图书资料室，无论查书、借书，尚较自由，在1991年以前我只利用资料室中的书。及1991年年届七十，从此成为退休人员，敝箧所藏几本破书足资遣日，不入图书馆转眼已十多年了。
附带说一句。1992至1993年曾到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那儿的汉学系图书室，中外书籍入藏者不少，且有大量港台新书。《顾颉刚读书记》洋洋大观，我就是在那儿读到的。库内上架图书任你自由翻检，尚设有座位供你在库内阅读。借书不限数量和日期，更是方便。可惜那是在外国，回到北京，便再也无福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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