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真的是走了，走得确有些“匆匆”。按理说，一个人能以百岁高龄善终，应该是“从容”甚而有些“余裕”的，用“匆匆”形容其离去似乎不甚妥当。但事实上先生的离去又确有些“匆匆”，这不仅是因为他不等祝寿活动后再走，更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生都在忙着读书，忙着研究，忙着教学，忙着工作，就像一位匆匆赶路的行者，总是停不下来。直到去世前还留下一句话，竟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这能说先生走时不感到匆忙焦急吗？
1954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时开始得识先生，留校任教后又和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20多年，以后虽离开了师大但和先生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一直经常来往，长期从他那里学得许多知识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时时得到他的启发和鼓励，真是一生受用不尽。现在回头去看，近半个世纪的事宛如就在眼前。
先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即和夫人陈秋帆先生一道由香港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当时先生和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同是国内最著名的一级教授，加上还有其他一些国内知名学者，师大中文系以这样的教师阵容，在国内高校相同科系中，被公认为排名最前。开始是陈秋帆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文选及习作”课，后来才是听先生的课。那时，尽管先生为人随和，但在我们眼里还是觉得望之弥高，不可及攀。尤其是1956年鲁迅的日本挚友内山完造来华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时，应邀到师大访问并作学术讲演，是由先生夫妇接待并由陈秋帆先生任讲演翻译，我们不但知道了先生和鲁迅是同时代人，还知道了先生夫妇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更感到由衷的敬佩。但到我毕业前夕，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把中文系的教师队伍吹得七零八落，先生也被打成“右派”，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罪人，（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陈秋帆先生也同时被打成“右派”！）我一时不解，总觉得他有些像龙困浅水，虎落平原，心里不免对他抱有同情。表面上不敢与他接近，内心却反而更多一些亲近了。
先生被划为“右派”后，由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建的民间文学教研室（既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被解散，人员合并到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里来，由此我和先生也就有了较多的接触。当时先生身份虽还是教师，但因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所以只能做资料工作，不能上讲台，实际上是被剥夺了教师的资格。不过我们大多数青年教师出于各种原因也还是尊敬他的。在我来说，一方面是还保有过去对他的认识，另方面是感到他毕竟是年长者，我们怎能因他“犯有错误”就对他不恭不敬呢？更何况我这人从来被认为是“思想右倾”，“划不清阶级界线”，说实话我也确实闹不清楚他犯有什么样的错误，是怎样“反党反社会主义”。但也有个别人（主要是教研室领导）对先生是严厉的，直到70年代中期（已是“文革”后期），先生早已被摘去“右派”帽子，有人对他还是严厉有加。记得在一次检查工作的会上，一位领导因先生接受的任务没有完成（查几条《鲁迅全集》中的注释——这种工作本来就很难限时完成），便板起面孔加以呵责。看到先生低头坐在角落里一脸委屈的神态，我真是难受极了。我当时因处境不佳，不能言说，除真想代先生受一顿呵斥，心里还存一点抗辩，觉得那位也是晚辈的领导，不说照顾一下先生的面子，又何必在身处逆境中的老人面前逞威呢？
“文化大革命”中，先生的日子更其艰难。他除了是“右派”（虽已摘帽），还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双重的“反动分子”。当时先生只能“认罪”，不能抗辩，但承认自己是“学术权威?，不是资产阶级，也不反动。由此也可见出他的几分天真而又不失自尊。此时他不但政治上处于被“专政”的地位，生活上也十分困难。他一家数口被“革命群众”勒令从原来的单元房搬到我住的那幢筒子楼。原来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被迫处理丢弃不说，最难的是老少两代挤在一间居室。特别是儿媳妇从外地回来探亲，更是十分尴尬。平时从不喊苦从不叫难、在系里以温顺闻名的陈秋帆先生也忍不住对我说：“说起来都无法张口呀，儿媳妇回来真没法住呀！?直到后来稍稍讲一点政策，学校才同意在我住的四楼借一间房间给他儿子住，尴尬的局面才有所缓解，而我也有了可能和先生一家更多联系。
令人敬佩的是，先生虽长期处于困境，却没有丝毫放松对学问的追求，没有减少一点工作热情。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他利用自己曾和鲁迅有过接触并留学过日本的条件，致力于鲁迅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除了写出一些考辨性的论文，还翻译出曾经受业于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著的《鲁迅的印象》在内部出版。这一些，即便在现在看，也是很有水平和很有意义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先生已是73岁高龄，即使用现在的标准和眼光看，也是垂垂老矣，但在他却是又一个学术青春期的开始。他不但乘解放思想的东风，积极为恢复民俗学的地位而奔走呼吁，还为推进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殚精竭虑。从此时起，直到他去世，20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主编了近20部专著和教材，几乎是一年出版一部；经他的手培养了近50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博士）；他因为科研和教学成绩优异多次获奖，还获得过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这一切，不用说对于一般耄耋之年的老人是怎样不可想象，就是对于许多身强力壮的人来说也很难做到，很难企及。近两年我不止一次对先生开玩笑说：?以您这样的高龄还亲自指导这么多研究生，真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听后淡然一笑却又带几分认真地说：“从前苏联有一位教授80多岁还指导研究生，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现在看来像我这样岁数还带学生的怕真是没有。?先生这样说，也透出他的认真和自信。可以说，他拼命工作的精神和完成任务的效率也确实是罕见的。他住进医院后还亲自为研究生安排功课，多次约学生到病房谈开题报告，直到他弥留时还惦记着学生的毕业论文。我敢问一声，像这样的百岁老人世上还有第二人吗？
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理解。“文革”后不久，我从师大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调动前，我去告诉先生。他听后沉吟了片刻，说：“其实在师大也还是可以好好干的，不过去社科院也好，那里条件对你来说可能会好一些，更专心做你的事。”以后我常去看他或清晨在校园里散步遇到，我陪他边走边聊，他总要问我一些社科院以至文化界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他对许多事都很关心。我特别感到吃惊的是，以他那样的高龄，不但对现实中的问题知道很多，而且许多问题都有清醒的看法。他一点也不保守落后，有些问题甚至比一般年轻人还看得准确清楚。每每说得高兴，他也很得意地说：“我虽然这么大年纪，但不糊涂，不像谁谁谁，虽然活了八十几，九十几，但生活不能自理，或不能思考问题，那才是真正的老了啊！?这时我就觉得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并不老，而且仍然年青。
现在，先生终于以百岁高龄静静地离别我们而远行了。过去，每当清晨，师大校园里还很少有人出来活动时，就可以看到一位老人提着手杖（注意：不是“扶着”，“拄着”）精神矍铄急匆匆地行走着，有人把这说成是师大校园里的一道风景。这位老人就是钟敬文先生。他一生都在急匆匆地走着，连早晨散步也是如此。现在，这道靓丽的风景永远消失了，但这位老人的身影会永远刻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他的精神魅力也永远会在人们心中发生作用。我相信这一点，至少，在我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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