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好用“和”来自称，用“汉”来称代中国。从奈良时代起，日本贵族就潜心学作汉诗，而那时常见的做法，就是“指和为汉”，就是把当时的日本当作大唐来描写。这到了拼命追赶大唐文化的平安时代，就更加搞得“和汉不分”了。仿长安城建造的都城，以朱雀街为中线，把右京比作长安，把左京比作洛阳，结果中国的两大名都都跑到了一座城里。那时描写都城的诗歌，常常将长安洛阳风物搅在一堆。例如“冰解东风渭水滨，葱葱佳气洛阳春”，就把远在长安的渭水，搬到了洛阳城中，其实都是写平安京春色。到了江户时代，作汉诗更为普遍，那诗中的地名，就搞得更没了国界。像县周南的一首《过大湖》：“城楼含日月，地势控荆吴；松郁唐崎浦，花明志贺郡。”，前两句是将大湖比作洞庭湖，后两句描写唐崎的青松和志贺郡的鲜花。难怪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大湖荆吴，汉土也；志贺唐崎，此方也，和汉错杂尤甚。”
追慕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地名用字也讲究起来。《续日本纪》和铜六年诏说，畿内七道郡乡，名著好字。《延喜式》里也说，凡诸国部内郡里等，名并用二字，必取嘉名。好字嘉名，往往都参照中国找标准。做诗将平安京称做长安或洛阳，其实就像现在称东京为华府一样奇怪，而当时的日本诗人却多不以为怪。
明治时代以来的日本诗人，则更多喜欢把中国诗歌的地名，换成日本地名，也就是“化汉为和”。或许这时中国山水在他们心目中已不再具有昔日的魅力，或许他们更愿意做借用中国诗歌意境来表现身边事物的尝试，总之，熟悉中国古典诗歌的和歌俳句作者，都喜欢对诗中地名偷梁换柱。像明年就是逝世一百周年的正冈子规（1867—1902），就作过两首俳句：“江户人，江户生，初夏最早上市的鲣鱼”，“江户人，夸江户，初夏最早上市的松鱼”，鲣鱼、松鱼是一鱼两名，江户人每以初夏最早上市的松鱼而自豪。据说这两句是由高适《邯郸少年行》里的“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来的，换邯郸为江户，是子规由此找到了表现一种可称为“地域自矜感”的好方式。他的另一首俳句“德川之代亡，夏木郁森森”，则是从陈子昂《蓟门览古》“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化来，说鼎盛一时的德川氏已经往矣，惟有夏木葱笼。咏唱的是人事无常而自然永恒的老主题。
对于身居东京闹市的近代俳人正冈子规来说，山野荒原，层林落日，月色松泉，都是可常想而不可常遇的景物，但古代中国诗歌却正与他山野之思相契。同时，人生近代，却毕竟可以找到与古人相近的趣昧。江户人的自矜与邯郸人的自矜，东京怀古与蓟门怀古也不是一回事，但到底是自矜，到底是怀古。正冈子规读的是唐诗，作出来的是有季语言有纤细感受的徘句，当然不仅仅是换了个地名人名而已。
佐藤春夫（1892～1964）翻译中国诗歌，也喜欢搞移花接木的把戏。他有时随心所欲地改动原诗的地名，正像以前江户时代的读本将中国故事，改成发生在日本的故事一样，地名一改，就变成了写日本风情。有时等于以原诗为素材重新创作。白居易《洛中春感》“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诗中的金谷园，天津桥，熟悉六朝以来诗歌的人，自然会唤起无穷遐想。佐藤的译诗，改成了“莫泣不忍池中月，莫叹言问桥上春”，不忍池，言问桥，是江户无人不知的游览胜地，两处都是江户时代以来的名胜，繁华之地。他又将原诗的“若学多情”意译为“若通物之哀”，将《源氏物语》以来的“物之哀”（意译为感物伤情）的审美意识注入其中，原诗的感怀就变成了与日本古代诗歌同趣的东西。这种方法，给后来井伏鳟二（1898～1992）《除厄诗集》以显著的影响。井伏将孟浩然《送朱大人入秦》“游人五陵去，宝剑直千金”中的“五陵”改为江户，正是效佐藤之故伎。
不过，有些地方井伏似乎走得更远。他的《除厄诗集》几乎全与怀人主题有关。他的做法，早已经超出翻译的范围，有些是基于原作的创作。他将一切中国特色的事物都变成身边的事物，使人读来就像是他在吟咏熟人熟事，而不是李白高适们在歌唱盛唐。柳宗元《登柳州峨山》：“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写望乡之情，诗中出现两个地名，井伏分别换成了“木曾御岳”和“飞马单山”，又把诗中的“西北”换成了“乾方”，这样一来，就把诗完全变成了自己的思乡诗了。钱起《逢侠者》“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译文不仅去掉了“燕赵”，而且把“剧孟”换成了住在译者街上的侠客文七的名字，这实际是以唐诗来写自己的生活了。
佐藤春夫和井伏鳟二都是有名的大诗人，他们说自己是翻译中国诗歌，而上面的做法其实已经名不符实。如果叫做唱和，可能就更准确些。有个名气不那么大的歌人安藤孝行，自号白云山人，出版过一本《唐诗唱和》，给唐诗配和歌。他对地名的处理，就可看出两国诗歌中山水风物的不同。中国的边关，是一幅苍凉的画卷。《思秋》：“燕支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薏草摧，”写思妇悲秋，登台远望，遥想征夫，难遣离愁，诗中燕支玉关这些地名，唤起对狼烟沙场，羌笛汉使，胡马朔风的无限遐想。而日本古代的边关，却不与茫茫浩瀚的沙漠相联，而是林木莽茂的山野。于是，歌人以登台为线作的和歌，便写那登台的女子，想象意中人所在的边关，也会像故乡一样红叶飘落。
朝朝暮暮／登上高台望边陲／你的那一边／红叶可也正飘飞。
秋吟红叶，恰是和歌的传统。那绵长的思念，就随着飒飒的落叶声飘向了南部边陲。原诗地名的隐去，带走的绝不仅仅是一两个地名。
从对中国诗歌中地名的“指和为汉”到“化汉为和”，不是也可以看出日本诗人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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