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焦点，是“汉学”能否作为学科。从逻辑论证角度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学科”。在中文语境中，“学科”有三种含义。一为“按学问性质而划分的门类”，二为“学校的教学科目”，三为“军事和体育训练中的知识性科目”。作为共识，业已载入各类词典。英文语境中的解释也大体相同。当然，也可对此作有理有据的质疑，否则就只能遵从它。前篇拙文就是指涉第一种“学科”，并遵从上述约定。
那么，“汉学”是按什么“性质”分类的呢？我始终看不到答案。在我的理解中，这“性质”应由独立而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所决定。那么，“汉学”的对象和方法又是什么？仍是不得其解。在早期，“汉学”确曾被看作“外国人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但笼而统之的“中国古代经典”能作为一门学科的对象吗？是否还要追问：研究什么经典？从什么角度研究？对象只能是具体的，而不能是笼统的。其独特的学科方法又是什么呢？尽管曾发生所谓“语文学方法”和“社会学分析方法”的争论，但它们均不曾作为“汉学”的整体和基本学科方法。事实上，“汉学”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且相去甚远。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对中国社会心理、商贾工匠、汉文颜色表述、古代车辆均有论及（《国际汉学》2，第89页、90页），它们的对象和方法能是一样的吗？能把这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研究统统归入一个学科吗？
因此，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倒不在寻求“一个统一的说法”，而在于明确其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如果找不到这些，就干脆以“海外中国研究”泛称之，并明确这是一个特定研究领域，而非什么“学科”。这样，就可集中精力于各具体学科的研究和梳理，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学科自身的发展。
顾先生似乎不太情愿接受上述“学科”界定，并认为“宽泛的研究对象并不成为一个学科不能成立的理由”。其根据则是“大学教席和课程的设置”及学科存在“由来已久”。大学科目与学术学科的分别已如上述。中外各大学每年都开出无数课程，但它们并不都能成为按学术性质分类的“学科”。“日本学”、“美国学”也只是教学“科目”，而非学术“学科”，因为它们经不起上述逻辑论证。巴黎法兰西学院早在1814年就设立“汉语”教席，但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国际汉学》1，第353页）。在当时，汉语大约只是被作为涉中人员的交际工具看待。“由来已久”更不能作为理由和标准。不管“汉学”的存在及国人对它的关注何等久远，也不管有多少人称其为“学科”，它实际上并不是。“学科”的加冕，不过是类似“皇帝新衣”的喜剧罢了。
我十分赞同顾先生关于研究“知识谱系建构和发展”的建议。这大约可列入学术史范畴，而拙作也不出其范围。顾先生还认为，赛义德《东方学》堪当学术梳疏理的“灯塔”，能将“汉学”引向“光明地带”。不过，在我的印象中，赛氏对“东方”和“东方主义”的研究，似有明确而独特的对象和方法，实与“汉学”大异其趣。他并非研究笼而统之的“东方”，不管其中是否包括中国，而是把“东方”作为西方的文化霸权符号来研究。他所采取的，是“广义的历史和‘人类学’视角”，《东方主义》导言对“方法论问题”有集中的论述（参看《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科版，第1页至第28页）。因此，即使作为学术学科，“东方学”也能够成立。但它只能反衬出作为多学科中国研究之空洞抽象的“汉学”的虚假性，而丝毫不能帮“汉学”辩护者的忙。也许只有承认此点，才能使汉学“驶向一个宽阔光明的地带”罢？
“汉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汗漫无边，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对其自身发展带来危害。由于其先天的模糊，顾先生认可的“汉学”界定，早已为国内外学人突破。早在20世纪初，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获得者奥托·弗兰克就将“汉学”定义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而并未作“古代”和“典籍”的限定，随之所作的解释更是无所不包（《汉学研究》1，第351页）。往后说，被誉为“盛大空前”的1991年新加坡汉学国际会议，竟然有多篇国人研究国学的论文宣读，两种“汉学”一锅煮（《国际汉学》1，第388页至407页）。再看国内。“汉学”机构纷纷设立，“汉学”刊物不断涌现，却罕有作学科反省者。许多刊物卷首语，把“汉学”对象笼统规定为“中国文化”，并将“汉学”分为“国外”、“国内”两部分。刊中大量登载大陆学者研究古今文化的述作，冯友兰、季羡林的大名与西方汉学家一起并列于“汉学家”栏下。许多所谓“汉学”论文，不过是泛述中外文化交流史。“汉学”似已成为可无限填装的橡皮口袋。这真令人一头雾水。我担心“汉学”已经不知自己是谁，找不到自己了，前拙文或有言重之处，但就发生于眼前的上述种种，总不能说是严谨、健康的学风罢？这难道是我无端“迁怒”于“汉学”吗？
其实，对“汉学”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巴巴拉·霍斯特就曾指出，“汉学在自我理解方面”由于面临宽泛性和专业化的“困境”而“进退两难”（《国际汉学》1，第352页、361页）。傅吾康则批评德国汉学界“根本不愿承认汉学己分化为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这一事实，而是固执于一种多少有些乌托邦性质的作为整体的汉学。”（同上书，第358页）在国内学坛，也并非没有异议，却难得充分表达的机会。也许是国人太喜爱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学问了，对“汉学”质疑的意见往往备受冷遇。我这两篇短文，无非也是想滥入“质疑”的细弱奏鸣，但愿能招至一丝一缕的回响。如果主张拣到篮里就是菜，管它“学科”不“学科”，只要齐呼啦地发表文章就成，那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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