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准确地把握16至18世纪的世界形势
弄清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世界历史背景是弄清在华传教的性质、特点、后果及明清政府、士大夫对应政策和态度的关键。作者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16至18世纪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首先，“地理大发现”引起世界历史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其次，西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正处于早期海外殖民扩张时期，他们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武装侵略遭到了中国明朝官民抵抗；第三，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是同步进行的，在中国传扬基督教，是要用基督教来同化和取代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必用基督的“铁槌把这些毒龙杀死”；第四，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重要内容是宗教改革和科学运动。在宗教改革和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中产生的耶稣会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虽然是为了传扬基督教，但在适应性传教方针下，在客观上却充当了在华传播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媒介。
二、准确地把握明清之际中国的国情
为什么明朝能够挫败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而保持大国独立地位？为什么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放弃军事传教而采取和平适应性传教？为什么晚明一批要求富国强兵、改革时政的进步士大夫对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持欢迎态度？这都是由当时的中国国情决定的。作者认为，在16至18世纪，当欧洲发生产业革命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前，在生产力水平上，中国非但不落后于西方，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这样的国力是迫使西方殖民者改变军事传教为和平传教的决定性原因。其二，关于社会思潮。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也给某些士大夫的西学倾向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为西学最终融入实学开辟了道路。其三，关于科学思潮。明末既是传统科学的总结期，又是它的转型期，总结和变化同时并存。科技领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对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揭示
作者指出，文化或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表现。适应性传教路线即是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其特征是和平方式和学术渗透。该书共十章，作者用五章的篇幅对适应性传教路线的酝酿、形成、发展及其内涵、特点、效果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可谓是全书的主体，因此该书本册书名的副标题即为“明代：调适与会通”。书中对这条路线的集大成者利玛窦的活动和历史作用作了详细地叙述和评价；对以往重视不够的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的传教事迹用较多文字作了介绍和评论，以强调这条路线的形成有一个酝酿策划的历史过程，而非利玛窦一人之力；还对适应性与军事征服两条路线之间的分歧及影响作了分析。应该说，这是目前对耶稣会在华适应性传教路线论述得相当深透的一部著作，从而把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四、对中西文化交流互补性的阐发
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只强调西学东渐，强调耶稣会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而很少讲或不讲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影响。该书则强调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蕴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补性。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教士的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在18世纪中叶以后，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重农学派魁奈等人仍活跃于法国的政治舞台，直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还可以看到中国孔子思想的影响。作者在书中还专辟《四大发明的西传及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一节，论述四大发明在14世纪传入欧洲后，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世界过渡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建立新文明的物质条件，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着重大促进作用。至于西学对中国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和科学思潮的积极影响，则是全书都在着力探讨的问题。
在对中西文化交流互补性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作者进而提出，它们之间已经从最初的对物质文明的倾慕，推进到思想精神领域的调适和融和，并最后提升到政治文化制度层面的相互吸收和仿效。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向人们展示了进步文化的生命力、融和力，同时表明中西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深层发展规律，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了解历史的本质。该书在这方面作出了令人佩服的成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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