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生说：“在学界中生活的人都知道，今日‘学术腐败’无论有多么‘猖獗’，最多不过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势，既不敢以此自傲骄人，尤不具对‘直面者的任何威慑’。”
罗先生是一个治学态度非常严谨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的这些行文措辞是不可能不考究的。此处“学术腐败”、“猖獗”二词，都是打了引号的，可能是罗先生未必认为真有什么学术腐败或者至少不认为学术腐败已达到猖獗的地步。所以，接下来，罗先生说学术腐败者“既不敢以此自傲骄人，尤不具对‘直面者的任何威慑’”。可是，现实情况真的如罗先生所说吗？我也算是一个“在学界中生活的人”，我的感觉即与罗先生颇为不同。
关于学术腐败，比如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低水平重复等等严重败坏中国学术界学风与文风的现象，近十年来，已经是屡见不鲜、愈演愈烈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杨守建）、海南出版社的《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方舟子），都是2001年公开出版发行的。此前此后，还有《学术界》、《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辞书研究》等学术刊物以及《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纸，也都发表过相关的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或报道。这些情况，要不是白纸黑字，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又不由得你不信。而且，已经公开披露出来的，很可能还仅是冰山之一角。目前的学术腐败，起码要比罗先生估计的严重得多。
虽然那些抄袭剽窃者尚未张扬到“自傲骄人”的地步，但也还是颇有几分“扬眉吐气”的言论与行动的。比如，采取“恶人先告状”式的战略战术，满肚子委屈似地将原本是受害或者无辜的一方，以侵犯所谓的“名誉权”之类莫须有的名堂，告上法庭。这方面的例子，在北京等地，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了。又如，面对学术批评，不是如实地承认问题，而是百般狡辩，甚至反咬一口，故有“批评的悲哀”之高言阔论；有一位抄袭者，不但毫无悔改之意，据说还一再声称：天下文章一大抄，哪本书不是抄的？被抄者其实也是抄了别人！的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之谈，但这样的自欺欺人之谈却出自江南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之口。岂不怪哉？还有，除了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黎明因抄袭剽窃而鸡飞蛋打外，其他的人，请问有哪一个受到过应有的严肃处理？所以，尽管铁证如山，但抄袭剽窃者教授照做，博导照当，四、五万元的所谓特殊津贴也照拿不误！对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术腐败者而言，确实谈不上什么“任何威慑”可言。
人们常常说“邪不压正”，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已是越来越有“正不压邪”的味道。国家图书馆馆长、德高望重的任继愈老先生最近在《群言》发表的文章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四川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明芳同志，多年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悬棺墓葬，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有时要擎登悬崖绝壁，跋山涉水，冒生命危险，克服多种困难，用十年时间写成一本‘悬棺葬’研究著怍。但后来有一位从来不接触悬棺葬研究的研究者，用了不刭一年时间，也写了一本同样内容的书，出版后还得了奖。陈明芳把这本书与自己的对比，绝大多数属于抄袭，有的连字句也未改动。为了讨回公道，陈上法院法打官司，剽窃者还不服。正气没有得到扶持，不正之风没有得到制止。”（4）这个匪夷所思的例子，估计罗先生也应该有所耳闻，因为剽窃者就是罗先生任教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一位罗姓副教授。（5）
罗先生的观点，比较饶口。他的观点和论证是这样展开的：“也不排除有些人并未揭露弊端，而是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所‘杀’者又往往不是什么弊端，甚至也不是学术‘观点’的争鸣，根本是不涉具体内容的刀下专斩有名之将。这类评论者自己未必从事某方面的研究，却悬空定一标准，然后说某书某文并未达到这一标准，因而属于粗制滥造、问题严重云云，颇类新文化运动时所谓‘自立自破’。批评者不讨论立说者研究的具体问题而随意放言高论，若置于所谓‘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学术本不能随意下笔，这个今日颇流行的术语其实指的是学者或学术爱好者所写的随笔，重心是在后者）之列，似尚相宜；若偏要正其名曰‘学术’，则这样的‘学术打假’，正不啻‘制假’。”
罗先生对“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好像是不太以为然的（尽管罗先生也在《读书》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文章）。这姑且不论，罗先生的观点的要害在于：“有些人并未揭露弊端，而是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所‘杀’者又往往不是什么弊端，甚至也不是学术‘观点’的争鸣，根本是不涉具体内容的刀下专斩有名之将。”在这里，因为罗先生手下留情，没有说出“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的“有些人”，究竟是指哪些人，因此，也就不便胡乱猜测。
近年来，受到公开批评的学者，即罗先生所说的“学术建设者”、“较有成绩的学者”或“有名之将”，据我所知，大概有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批评者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批评者主要是浙江大学孙周兴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批评者主要是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南京大学杨豫教授（批评者是化名的朴龙衣先生）、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批评者主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陈克艰研究员）等。这些批评文章（包括部分反批评文章），都发表在近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报刊，很容易查找。因此，没有必要重复以上广为流传的故事。
问题在于，这些批评或评论文章，是否如罗先生所一言以蔽之的是“借‘学术打假’之名”而“吹毛求疵”、“狠下杀手”？这些批评文章是否如罗先生所说“根本是不涉具体内容”？是否如罗先生所说真的是“批评者不讨论立说者研究的具体问题而随意放言高论”？我相信，即使懒得去查、去读这些批评或评论文章，仅凭常识推断，人们即可以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难道像《中国社会科学》等享有崇高学术声誉的报刊也会如此不识好歹、自讨无趣、无事生非、非要去发表那些如罗先生所说的“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所‘杀’者又往往不是什么弊端，甚至也不是学术‘观点’的争鸣，根本是不涉具体内容的刀下专斩有名之将。这类评论者自己未必从事某方面的研究”的文章吗？
罗先生的立论，除了低估《中国社会科学》等基本的学术判断力外，恐怕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批评者是靠“专斩有名之将”而暴得大名。可是，即使我们认同这一个结论，我所纳闷的是，上述批评者难道不也是大名鼎鼎的“有名之将”吗？
所以，我宁愿相信，罗先生的上述结论，乃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结果。不然的话，在事实和逻辑上，大概都说不过去
紧接者上述“‘打假’不啻‘制假’”的大前提，罗先生继续引申出这样一个观点：“以我熟悉的史学界而论，目前热衷学术打假之人，除一些基本不治史而属于史学爱好者（此类人热心甚可贵，胜于史学界中不关心者）外，多为治外国史或所谓专门史者，治中国断代‘正史’者少，治近代中国史者尤少。这或者有一定的提示意义，盖治中国所谓正史者多知历代各种破坏对于民生的影响，故较易认识到建设的重要；而近代中国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建设应当重于破坏，治近代中国史者对此必有深刻的体会。”
罗先生以君子厚道之风，依然如故，没有点出他所批评的他“所熟悉的史学界”那些“目前热衷学术打假之人”的具体名姓。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线索，即“多为治外国史或所谓专门史者”。“治外国史或所谓专门史者”，在中国，目前至少是数以千计，但结合罗先生上下文看，即史学界“目前热衷学术打假之人”和“治外国史或所谓专门史者”这两个限定条件，那么，大致可以作这样一个猜测：“治外国史”者，即使不是特指鄙人，鄙人也算是其中之一；而治“所谓专门史者”，最有可能是指葛剑雄教授和曹树基教授。
理由很简单：最近几年，“治外国史”而“热衷学术打假之人”，寥寥无几，除了本人一再冒傻气、不知天高地厚写了几篇“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的批评文章外，好像还举不出更多的“治外国史”者。而葛剑雄教授和曹树基教授所治乃历史地理史、移民史、人口史等“所谓专门史”，又联名或独自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汇报》等发表过引起巨大反响的“专斩有名之将”的大作。不知这些猜测是否离谱太远？
问题还不仅止于此，罗先生同时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可能更耐人寻味，即“目前热衷学术打假之人……治近代中国史者尤少”。据罗先生解释，其原因是：“盖治中国所谓正史者多知历代各种破坏对于民生的影响，故较易认识到建设的重要；而近代中国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建设应当重于破坏，治近代中国史者对此必有深刻的体会。”可是，这个解释经得起事实检验和逻辑推敲吗？
首先，“治近代中国史者尤少”的结论，能否站得住脚？罗先生是《近代史研究》的经常作者，他应该会注意到，该刊近年来曾发表过不少相当尖锐的批评性文章，其中大多数针对的是粗制滥造、抄袭剽窃之作。那么，这难道不算是“学术打假”吗？
其次，与其说“治近代中国史者”对“建设应当重于破坏”“必有深刻的体会”，恐怕还不如说这个圈子的人更多的是怕得罪人或者不愿招惹是非所致。这也就是何以《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的对“强国之梦”系列丛书严重存在的不规范、不道德的不良现象加以公开曝光和严肃批评的《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其作者浩立先生并非“治近代中国史者”的原因之所在。
说起这套由四川大学原副校长隗瀛涛教授主编的10卷本、250万字、发行量达36000册的大型“强国之梦”系列丛书，罗先生也一定不会陌生；因为罗先生是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其他数位（据说6位）作者是罗先生的同事。可遗憾的是，除了罗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等个别例外，其他均存在程度不同的抄袭问题，“其中有的书抄袭他人的部分竟然高达一半以上”。浩力先生特别以其中的两种为例具体作了说明：其一是《实业之梦——张謇传》（署名“张学君著”），“从具体材料到基本观点”大多采自章开沅教授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学术内容，其实就是依据章著改编而成”；其二是《洋务之梦——李鸿章传》（署名“成晓军著”），根据初步核对，单是抄自苑书义教授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的正文内容即达100余页之多，“超过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对苑著中因校对原因而出现的错误“也是照抄照录”。
罗先生之不赞同学术打假，还因为他相信：“通常‘打假’之人和发表‘打假’文章的刊物，……对学术论著的读者似乎都有点像诸葛亮之视阿斗，太低估其识别能力。对真正的学界中人，假学术作品其实一眼便可看出，无需好心人来提醒。……”（6）可是，这段话存在几个明显的漏洞：
第一，有离间批评者与读者的正常关系之嫌。特别是，罗先生无端地把读者蔑视为扶不起的“阿斗”，是对读者的极端不尊重。
第二，也是对批评者缺乏起码的理解和尊重。我觉得，真正的学术批评者，决不会像罗先生所想像得那样，无聊地自封为料事如神的所谓“诸葛亮”。
第三，“真正的学界中人”是否能对“假学术作品其实一眼便可看出”？我觉得，大可怀疑。不然的话，罗先生为什么没有“一眼便可看出”他本人也是作者之一的“强国之梦”系列丛书所存在的“假学术作品”呢？难道罗先生不是“真正的学界中人”吗？
现在，我们退而求其次，暂且假定罗先生所说“治近代中国史者”而“目前热衷学术打假之人”“尤少”是千真万确的，然而，这也不能证明罗先生所在的中国近代史领域乃一片清明。“强国之梦”系列丛书，只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而已。其所以在此反复提到这个典型，并非哪壶不开提哪壶，而是为了提醒罗先生不要忽视了已经或正在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
罗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不少观点，也属于似是而非。
比如，罗先生强调：“以研究为主体的学科和以创作为主的科目（比如文学、艺术等）有一大区别，即不必有类似‘裁判’的职业评论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以研究为主体的学术界（下同）出现‘会说不会练’的专操评论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假冒伪劣’。”请问，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难道罗先生所担心的“类似‘裁判’的职业评论家存在”是中国学术界的事实吗？还有，罗先生一再指责“‘会说不会练’的专操评论者”，可是，有事实根据吗？
再如，罗先生强调，“目前多数热衷学术打假者，因爱学术而维秩序，出自善意毫无可疑。然结果或未必如其所料，亦不难预见。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下意识中多少带有‘打天下’思潮的余绪（尽管其中不少人相当年轻！）”那么，我的问题是：罗先生凭什么就可以一口断定这些书生意气的批评者“下意识中多少带有‘打天下’思潮的余绪”？或者，如果按照这样无中生有的逻辑，反推出罗先生“下意识中多少带有‘打天下’思潮的余绪”，那么，大度如罗先生者，自我感觉又如何呢？
对待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原则。但是，是与非，应当有一个界限。似是而非，或是非掺杂，就应当展开讨论。真正的学术离不开讨论。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学术规范、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强调，学风应成为世风的先导，“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位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还公开呼吁，“确实需要有影响的刊物与学者挺身而出，把个别呼声融合成为黄钟大吕，把个人行为化为集体行动，这样于学风，于世道人心都会有莫大的好处。”（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章培恒教授指出，抄袭剽窃等腐败现象“的确严重，必须大力整治。否则就会导致学术水平不断滑坡，大大影响到文化的建设。”（8）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也强调说：“学风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问题。不纯净的学风如同一剂强烈腐蚀剂，正在腐蚀着一切”。（9）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世界历史》主编武寅研究员指出，“社会科学界自身建设已到了必须充分重视的时
候了，如果不搞好学风建设，不清除学术腐败，社会科学界恐怕无法适应时代需求，完不成历史使命。”（10）
值得重视的是，不仅学界名家硕学如是说，连非学术界的读者也认识到了学风与学风问题的重要性。比如，最近发表过关于《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的长篇评论文章的沈登苗先生，即曾明确表示：“我与作者杨念群先生素不相识，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我只是一个学术爱好者，之所以不识时务，批评杨著，又冒犯诸大家，完全出于学术的良知和对学术的热爱，是对当前学风的感叹。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浮躁的学风，对学术的危害，恐不亚于文革。文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若对今天浮躁学风的后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改正，其影响可能不止一代人。”（11）这难道是无病呻吟、危言耸听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李铁映同志，不久前在《关于学风问题的一些思考》（12）中提出，“学问可以高低并存，学风却不能正斜共处”。我个人认为，这对于那些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学风问题严峻性与学风建设重要性的学者而言，可能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警策之论。
注释： （1）罗厚立：《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详见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zhou kan／shijipinglun／0110／0110261004. htm。 （2）这是罗厚立先生的一贯观点。一年多以前，罗先生即已明确提出：“我个人不甚主张‘学术打假’，因为今日学术刊物数量之多虽已是前所未有，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刊物的版面仍是非常珍贵的，用之以‘扶正’也许更合适，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足以起到‘抑斜’的作用。”见罗厚立：《业余“学术警察”心态与学术表述》，《读书》2000年第7期，第129页。 （3）比如，许嘉璐教授尽管承认浮躁学风“影响所及将是带坏了一批年轻人，恶化了学术的环境”，并认为“好在这一二年，关于学术辨伪的舆论开始出现了。浮躁之病有望减弱。”但另一方面，许教授又表示，“我担心，浮躁弄假者又会混进反伪的队伍当中，毛病未除，又挣了一顶打假英雄的桂冠。”见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4）任继愈：《创新要有胆量，也要有学术良心》，《群言》，2001年第11期，第9页。 （5）有关来龙去脉，请参见肖荣：《科普著作也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评罗二虎＜魂归峭壁——悬棺与崖葬＞》，《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日。另见陈明芳：《是引用还是抄袭——我看＜学术研究能垄断吗？＞》；解益策：《还是让事实说话好》；熊水富：《这算什么行为？》；许智范：《抨击歪风伸张正气》；曹丹：《不要一错再错》；庞观哲：《也谈怎样遵守学术规范》，均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28日。 （6）罗厚立：《业余“学术警察”心态与学术表述》，《读书》，2000年第7期，第130页。 （7）详见章开沅：《学风应成为世风的先导——致曾业英同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8）章培恒：《整治学术腐败刻不容缓》，《文汇报》，2001年10月16日。 （9）王宁：《学风是学术的生命》，《学术界》，2002年第1期（将发）。（10）武寅：《搞好学风建设，清除学术腐败》：《群言》，2001年第11期，第15页。 （11）详见沈登苗：《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 （12）详见李铁映：《关于学风问题的一些思考》，《学术界》，2001年第5期；另参见李铁映：《创新理论必须要有创新的学风与文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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