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陈两家本是世交。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与廖仲凯是同胞兄弟。廖凤舒早年随李鸿章出使欧美，北洋时期还担任过驻外公使。陈香梅说：“外祖父在外交界露头角时，许多现在外交界的佼佼者常常到外祖父东总布胡同的住宅串门子。”在这些佼佼者中，就有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
叶公超早年丧父，在叔父的监护下长大。五四运动时，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是“南开救国十人团”的核心人物。五四过后，家人怕他耽误学业，于第二年将他送往美国。在美国读完高中、大学后，他转入英国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深造，于1926年获硕士学位（《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为1924年，可能有误）。由于酷爱诗歌，他在英国认识了著名诗人艾略特，并深受其影响，这使他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艾略特的人。艾略特主张诗歌要多用典故，认为这才能体现出一种文化流源和文化积淀。叶公超与胡适初次见面时，徐志摩介绍说：“这是一位艾略特的信徒。”胡适说：“佩服，佩服，我听说Elio t的诗只有他自己懂，我还没有测验过自己，据说他是主张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对在诗里引经据典的，希望你把他诗里的经典加点注疏让我们了解了解。”听了这话，叶公超并不以为语中带刺，反而觉得率直幽默。胡适去世后，叶回忆说：“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动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回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我以为坦率正直而不是冷嘲热讽，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正气，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种品格。
离开英国，叶公超曾在巴黎大学作短期研究，并于当年秋天返回北京。一开始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任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编辑。由于陈香梅的父亲陈嗣云既是北师大教授，又是英文日报主笔，所以叶公超也成了陈家的常客。叶公超英文名为乔治，陈香梅从小就叫他乔治叔叔。
在北大，23岁的叶公超有两个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比他大四岁的冯文炳（废名），另一个是比他小两岁的梁遇春。50多年后叶公超还清楚地记得，二人经常和他在一起，不过冯文炳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这两个人在文学上很快就崭露头角，说明叶公超对他们的影响不容低估。
由于时局动荡，叶公超于1927年春天南下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第二年又应胡适聘请，兼任中国公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新月》杂志创刊后，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他除了单独撰稿外，还主持编写《海外出版界》专栏，目的是“以简略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和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消息，……使读者随时知道一点世界文坛的现状”。《新月》的问世，让他的研究创作进入黄金时代，许多文章就是这时候写的。在《新月》遇到困难无人负责时，他临危受命，多次出任编辑（其实是主编），竭尽全力维护自由知识分子的这个文化阵地。
1929年叶公超离沪北上，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兼北京大学讲师。《新月》后期，叶公超主持编务，作者中出现葆华（曹宝华）、中书君（钱锺书）、常风（常凤?）、灌婴（余冠英）、长之（李长之）、曦晨（李广田）、孙毓棠、卞之琳、杨季康（杨绛）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有人认为他们“大抵因投槁《新月》而成名”，乃是实情。《新月》停刊后，叶公超与闻一多、林徽因、余上沅创办《学文月刊》。这个刊物的同人基本上是新月的原班人马，作者队伍也吸收一批清华、北大的高才生，其中有钱锺书、季羡林、杨联升等人。谈到这份杂志，后来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名的杨联升说，他的一篇小品文就是“叶师逐句推敲改定”才发表的，杨还说，尽管他曾在《大公报》、《文学周刊》和《史地周刊》发表过文章，但还是觉得“能升人《学文月刊》颇有登龙门之感”。该杂志出版到第四期，就因为经费问题和叶公超出国休假而停刊了，这不能不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经长沙抵达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不久，他为了保护叔父收藏的国宝毛公鼎，只身返回上海，结果被人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而入狱。保释出狱后，他逃离上海到了重庆，旋以书生报国之志弃学从政，从此开始其外交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公超与陈香梅在上海相逢。这时，陈已经是中央社的记者了，于是叶对陈说：“你如今是大人了，不要再喊我做叶叔叔，就喊我做George吧。不然的话反而把我喊老了。”1947年圣诞节前夕，陈香梅与陈纳德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寓所结婚。对于这桩相差三十多岁的跨国婚姻，女方亲属竭力反对，社会各界也议论纷纷。为此，身为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特意从南京赶到上海，充当他们的证婚人。
1958年陈纳德身患癌症，曾在台北治疗，叶公超在公务之余，经常看望病人。陈香梅说，他来的目的，“一半是陪外子，一半是陪我。外子累了，上楼休息，常对叶……说：‘你陪安娜谈谈，她终日陪着我这个病人太苦了。’”于是二人在客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直到陈氏在楼上咳嗽起来，叶才起身告辞。陈纳德去世后，叶公超亲致悼辞，认为死者对中国的友情，会永远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上：“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倔强的自信心，在逆境中挣扎苦斗的毅力，将永为后世所景仰。”不久，叶公超出使美国，与孀居的陈香梅在华盛顿再度相逢。陈说：“他单身匹马上任。既有才华，又有傲骨，再加上他那目空一切而又热情洒脱的仪态，马上成为华府的热门人物。”
1981年叶公超去世时，陈香梅正在汉城，准备采访韩国总统全斗焕。噩耗传来，她强忍悲痛完成任务，在旅馆大哭一场，特地赶到台北致祭。在台北，她看到报章上那些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都是叶氏早年知交和弟子门生写的，不禁感慨万端。她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在他最寂寞、最需要爱心之时却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她知道谈这种事情很难为世人接受，所以她解释道：“英豪有女人的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而是可以自豪的，大音乐家萧邦有鼓励他爱护他的女文豪乔治桑，拿破仑有约瑟芬，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她多少有点打抱不平地发问：“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那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
陈香梅的诗文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几天后，《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该文作者是《中国论坛》半月刊负责人，与叶公超多有交往，因此他对叶的评价是：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这篇文章主要是谈红颜知己的，因此作者在征引陈香梅的诗句——“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之后，又赞叹道：叶氏如果真是如此，则“享寿七十八而终，又有何憾！”与此同时，作者还匠心独具地在“三不朽”之上提出第四个“不朽”。他说：“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为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最高意境：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于凋谢褪消，也是不枉不朽了。”
杨子还说，有些人死了之后，往往会突然冒出几个“未亡人”来。未亡人的出现，大多是为了遗产而不是为了感情；相反，真正的红粉知己则会在纪念逝者的时候“一述其‘情’”。当然，他也知道面对世俗社会，恐怕无人能有这种勇气；但是他认为，倘若有人使用笔名直抒胸臆，也会“为这个严肃的礼教社会，添些人性气息”。按照这个标准，陈香梅也算得上叶氏红颜知己中的一位勇士了。
这些说法自然会遭到反对。过了两个月左右，叶公超早年的同窗好友张兹?说话了。他在《怀公超》一文中说，叶虽然是十五岁就出国留学，但他“出身书香世家，故对于中国传统观念，孕育甚深。……尤其对于伦理观念，则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在文章中，张先生也承认叶公超颇具绅士风度，说他在社交场合“必到女士群中周旋一番，且谈笑风生”；但他还是强调叶氏“夫妻相爱极深，对于子女亦极钟爱”，认为尽管社会上风传其红粉知己不计其数，但是叶“始终维持其家庭，毫无变故”的事实，则不可否认。
看到张老先生的文章，陈晓筠认为对红粉知己“不可想入非非”，而应作广义解释。他批评道：“张兹?先生有一些卫道的思想，认为名士有粉红知己是罪恶。其实公超先生作画时，有红粉佳人为其磨墨，岁暮冬寒，有红袖添香，是何等高雅之事。这些正是叶先生的精神生活之较高境界。虽汉唐之世，亦不排斥。”接下来，他以知情人的身份披露叶氏的一件绯闻之后，又辩护说：“叶先生的罗曼蒂克，正足以显示公超先生之伟大与超人之处，而兹?先生，竟要叶先生作圣人，说他‘家庭美满’，结果反把公超先生变成‘凡夫俗子’。足见?先生之冬烘。自己冬烘不要紧，也要朋友作冬烘，是贬损叶先生之高格调矣。”此外，他还指责张先生是有意作伪，昧心为文。
在此之前，台湾《联合报》和《民生报》还刊登著名记者于衡的几篇纪念文章，其中提到叶公超在官场失意时，“要我替他找个高级妓女，到新店碧潭去泛舟”一事，从而引来更为严厉的批评。有人指责他破坏了叶公形象，有人说他不是为了悼念死者，而是想博取读者浅薄的笑声。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叶夫人袁永熹。袁女士当年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和校花，她专攻物理，不擅应酬。据说他们的结合被视为佳偶天成，神仙伴侣。叶先生投身政界后，长年在海外奔波，生活飘泊不定，袁女士便定居于美国，一边教书，一边抚育儿女；两人分居多年，往往是通过电话互相关心，互致问候。
叶公超晚年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且有许多独到见解。他去世后，有人用“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的挽联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用快人快语、坦率真诚、多才多艺、清高绝俗、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的崇敬。
叶公超逝世整整20年了，从当年的讨论看，在涉及男女关系的问题上，究竟是为尊者讳，为死者讳，还是去伪存真，实话实说，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难分轩轾的敏感话题。至于如何对这类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则更难达成共识。尽管如此，这次讨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年前台湾地区的思想观念、社会时尚和风土人情。
1962年叶公超在一首诗中写道：“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于游人夹道看。”我以为，用这两句诗来概括其人品，形容其交游，还比较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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