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中究竟写过多少篇文章，没有仔细统计过；只知道其生前汇辑出版的集子有近三十种，而未收入集的也不在少数。周作人集外之文的辑佚工作，已有研究者着手进行。陈子善先编有《知堂集外文》，收录1949年以后的零散文章；后又与张铁荣编辑了《周作人集外文》，厚厚的上下两册，搜聚了1949年之前散见于各种报刊书籍的文章八百余篇。然而，个别遗漏的仍在所难免。
笔者书架上的旧籍中，就存有两篇周作人的集外短文，未见《周作人集外文》收录。也真巧，这两篇短文撰写的时间，前后只相差一天。其中一篇是周作人为夏仁虎《枝巢四述》所写的跋语，前几年我的老师王景山先生已经详加考证。另一篇则是周作人为新民印书馆出版的童话集所写的序言，刊印在梅娘编写的《风神与花精》一书的卷首，至今尚未见研究者提及。因其篇幅不长，现转录如下：
新民印书馆编刊童话集，属为写小序。余昔年喜谈童话，欣然答应，乃历时一月尚未写出。说忙或懒均未必，实是时时想写，而想说的话太多，装不下去。今只拣取一点言之，即是关于文字的。中国用汉字，这是世界唯一的事。他有字无音，故如不加有注音符号，给儿童读时，其通用性便有限制。文句很用心的写得简单，要认得这些汉字却必需相当的年龄与知识，因此故事的内容往往不能与读者的心理相适应。各式各样的童话，拼音文字可以都写出来，供大大小小的儿童适宜的选读，若是装在汉字里，便非先读得这字不能懂，结果是有好些天真烂漫的故事没法子写出来，要听的小孩读不得，能读时又已不是要听这故事的年龄了。用汉字为儿童写故事，最易遇到的困难就是这个。但是这困难未必便是不可克服的，只须写着时一面记着这困难，又或使内容与文字相称，也就无甚问题。今新民印书馆新编童话，自必能满足小朋友们之要求，兹第贡其一得之愚，记此数行，聊当序文云尔。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周作人识于北京出书，请名人写序，这一风气在中国称得上是古已有之。名人对所序之书往往不甚了了，但碍于情面，勉强应付，于是或泛泛空谈，或随意发挥。此类文章，常招来人们的讥评。周作人是大名人，求其作序者正多。他一方面明知应酬作序的弊端，将顾亭林《日知录》中“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的针砭“热辣辣地记在心里”；一方面却终究未能免俗，不断地为人写序应酬。
实事求是地说，周作人的这篇序文不全是应酬。周作人肯为“小儿科”的童话集写序，并非偶然。周作人确实一贯“喜谈童话”，这在早期是与其重视儿童健康发展的社会进化思想相联系的。从1912年撰写《童话研究》，1913年撰写《童话略论》，1914年撰写《古童话索引》、《童话释义》，到1920年发表《儿童的文学》；从1922年与赵景深展开“童话的讨论”，到1932年出版评论集《儿童文学小论》；从翻译童话和儿童剧，到介绍外国的童话作家作品，周作人对供儿童阅读的童话一直十分重视，并形成了关于童话的比较系统的见解。周作人认为：“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儿童的书》）这篇序文中提出的因汉字而造成的儿童阅读童话的困难问题，也是由“儿童本位”出发的。
如何认识和评价汉字，在新文化运动中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钱玄同的观点比较激进，是主张拼音化的。应钱玄同的邀请，周作人1922年底发表了《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也以罗马字拼音为“理想的办法”，并认为汉字改革应从“减省笔画”做起。为“后来的小孩子们”着想，乃是周作人当年考虑汉字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二十年后，从童话的角度再次涉及汉字时，周作人已经收敛了锋芒。序文虽然仍指出了汉字不便儿童阅读的弱点，但又认为这一童话写作中“最易遇到的困难”，“未必便是不可克服的”。至于究竟如何克服？序文则讲得十分含混：“只须写着时一面记着这困难，又或使内容与文字相称，也就无甚问题。”如此郑重地提出问题，却又如此轻描淡写地草草收兵，真让人不得要领。联系写于次日的《〈枝巢四述〉跋》，可以看到周作人对待汉字的态度确实有所改变。跋语关注的重点仍在汉字。周作人不仅引述自己三年前所写的《汉文学的传统》中的见解，重申应“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为“营养不良”的白话文章“增加点血色”，而且大谈汉字“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统一上”的“重大意义”。正当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植的伪政权倒行逆施分裂践踏中华大地之时，已经出任伪职的周作人却要将汉字有助于中国统一的作用予以强调，不知有何特殊的用意？有一些背景情况可以参考：就在十几天前，因伪政权内部的纷争，周作人被解除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教育总署督办职务，“思之不快良久”；而此后不久，汪精卫便恢复了周作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一职，并特意安排他前往南京等地活动。
除了周作人的序文之外，《风神与花精》的作者也值得注意。梅娘，曾是北京沦陷后期有着一定影响的青年女作家。她原名孙嘉瑞，吉林长春人，生于1920年。十六岁时就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曾两度东渡日本。1939年出版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第二代》，被评价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1941年来到北京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于1943年和1945年陆续出版了小说集《鱼》和《蟹》，并在报刊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夜合花开》（未完成）。她的作品，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审视北方都市的家庭婚姻生活，着意表现青年女性的复杂心理与命运，细腻而精致。据说1942年上海和北京的两家书店联合进行“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评选，上海推出的是张爱玲，而北京推出的就是梅娘。因此，一度有“南玲北梅”之说。遗憾的是，自抗战胜利之后，她就基本上没有再发表文学作品了。
《风神与花精》薄薄的一册，是梅娘为儿童编写的童话。故事的原始材料出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的《支诺皋》，一度广为流传。《醒世恒言》卷四“灌园叟晚逢仙女”的“入话”部分，就是依此写成的。清人堵廷?的杂剧《卫花符》，也本于此。周作人早年就对段成式的《诺皋记》和《支诺皋》很重视。1914年作《古童话释义》，专门从《支诺皋》辑出了“吴洞”和“旁?”两则，作为中国古代童话的例证加以解说，并与外国的相近童话做了联系比较。1922年与赵景深讨论童话问题时又提到，《支诺皋》里“记录着很好的童话”，只不过还没有采用“童话”的名称。很可能梅娘在选材时，受到过周作人意见的启发。故事经过梅娘的加工改写，简单而又生动，倒是与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提出的童话应“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的四个标准十分吻合。可见女性作家从事童话写作，自有其先天的优势。
据说梅娘除了《风神与花精》之外，还编写过其他几篇童话故事，不知是否都纳入了新民印书馆的童话系列？也不知新民印书馆的童话系列一共出版了多少种？估计每一种童话的前面，都会印有周作人的这篇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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