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2001年的中国史学界却显得平淡无奇,好像对世纪更迭这样如此伟大的事件缺乏反应。其实,如果它不是如此平淡,而是接二连三地大爆冷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那或许成为大难临头的征兆(譬如批判《海瑞罢官》或评法批儒什么的)。不过平淡无奇倒并不一定意味着乏善可陈,就像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20年代末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之时,并没有多少人能预先估计到因它而起的年鉴派史学会对国际历史学术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由于历史学家习惯于像观赏油画那样多退后几步才看得清楚,所以如果再过个几十上百年,他们再来回顾这个世纪之初,那些令国人激动不已的连续发生的事件也许不过是事出偶然,或是某些长时段历史运动的延宕了的结局。
以下发生的事件绝非偶然。2001年夏天,笔者用800台币从台湾的一家书店买了两本译著带回,一本被译者更名为《后现代历史学——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逖与怀特》(Keith Jenkins,On?Wha 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1995),另一本被更名为《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Marilyn Silverman and P. H. Gulliver,ed.,App 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1992),两译本分别由麦田出版社1999年和2000年出版。前者讨论了后现代史学就卡尔关于“历史是什么”的看法继续提出的挑战,以4个人物为中心;后者则是一群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17到20世纪初爱尔兰东南部数郡结合田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