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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封面 |
最近在《中华读书报》上有戴燕、郭延礼等先生展开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写的讨论，较多注意到早期国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对国内的早期著作没有足够的重视。其实，国人自著中国文学史，是1897年窦警凡撰写的《历朝文学史》，而非一般人所说的林传甲或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和储皖峰《中国文学史》的“绪论”等多处，都指出这一点。因为学术界没有多少人亲眼见过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窦著在文学史学上的开创意义，被忽略了。
笔者近年从事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的研究，每以未见窦氏《文学史》为憾事。因此格外留意有关文献，先后读到窦警凡著《读东华录》和《历朝文学史》两部著作。《历朝文学史》封面题“历朝文学史张祖翼署首”，钤“磊?”印；油光纸铅印本，双面五十三页，每半页12行，行33字。篇首有《读书偶得序》，末署“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粱溪振学主人窦警凡氏序”。光绪三十二年，是1906年。两书的题签者张祖翼（1849—1917），安徽桐城人，字逖先，号磊?，书法、篆刻家，有《磊?金石跋尾》传世，大约与窦警凡相交甚厚。
《历朝文学史》的正文内容除了“读书偶得序”外，依次为“文字原始第一”、“志经第二”、“叙史第三”、“叙子第四”、“叙集第五”。其中“叙集”部分是纯粹的“中国文学史”。全书约4万字，“叙集”部分六千四百字左右。在《读东华录序》里，窦警凡痛心疾首地回顾了大清帝国从兴师海隅、涤荡中原的辉煌，到道光、咸丰年间大难遽作，乱者四起，朝廷将士望风瓦解的仓皇沉沦，并发出“此何故哉”的疑问。但是和当时的一批“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有志之士不同，窦警凡对西方文明，还是持警惕和傲慢态度的。在《读东华录》的后半部分，窦警凡记录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作乱等大事之始末，从他的口气看，他把康、梁等人视为“邪逆”，是没有多少同情的。同样地，在《历朝文学史》里，窦警凡表现出浓厚的明道宗经思想。他在《读书偶得序》里开宗明义说：
文以明理，文以述事。理明则著为事而不至于纰缪。士大夫握管为文，必有其关于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而始可言文也。何谓利？凡守先民之道可以遂民之生、蓄民之财者，则谓之利。何谓之害？凡背先王之道以致贼民之生、妨民之财者，则谓之害。
这就鲜明表白出为文要株守先民之道的立场。
在鲜明揭橥的明道宗经文学观支配下，窦警凡强调文学要有关系于社会，提出“文章即经济”的观点，主张文章尚用。以此为标准衡量集部，他说：“集部之中可存者寡矣。”从尚用的角度看，“集部以奏议为冠”，“集以奏疏及言政事者为大宗”，“散文其切实有用者，与经史子同”（均见《历朝文学史·叙集第五》，下同）。对于词章吟咏，他认为“似等于雕虫小技，非志士所宜为”，有轻视之意，但并没有一概否定。因为从中还可以“觇其学问，验其才具”，察看出作者的学问才情，览视作者“气息之雅俗，性情之厚薄”。所以，“词章亦不可废矣”。至于妃青俪白、揣摩应举的文字，则是“文学之蠹，儒林之害”，宜荡涤之，廓清之。这种尚用的文学观，与在此基础上对奏疏散文、词章吟咏和纯粹游戏笔墨之作的态度，成为《历朝文学史·叙集第五》的基本理论原则。
《历朝文学史·叙集第五》实际上是一部分体文学史，它简略描述了历代文（包括散文和骈文）、诗、词、曲的流变轨迹。与“叙经”、“叙史”、“叙子”偏重于对内容的评说不同，“叙集”注重对作家创作风格的评论。按窦氏自己的说法就是：“读经时当考经，此以文为主。”他以两千余字的笔墨，勾勒了从自上古至近代骈散文章的沿革流变，提到的作家近200人，大多数都是仅用几个字简略概括其风格特点，有的仅仅是点出人名一笔带过，但是骈散文章的风格演变轨迹还是清晰可辨：西汉文章醇厚雄劲，东汉则有其深厚，而雄直稍逊。曹氏父子为文，上承两汉，下启六朝，建安文章，开六代文风，骈体、散体亦自此分途。晋以前文章，尚能以意运词；西晋而后，渐离朴健而夸敷粉悦，词胜于意；梁陈之后，靡丽而益之轻艳，文运凋丧。只有诸葛亮、李密和陶渊明能摆脱流俗，卓异不群。初唐犹沿六朝余波，金粉铅华。至盛唐开元时期，文章还以骈俪为主，依然是骈文的世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古文革新运动，上绍六经，溯源子史，别开新境，自成大家。而朱熹文章理气充沛，尤为窦警凡所推崇。宋代骈文喜用成语，令人解颐。明代文风亦经数变，各具面目。至中叶以后，则分化为袁宏道、屠隆、陈继儒的娱情派，和桑悦、徐渭、金人瑞的怪诞派，而茅坤、归有光则上绍韩欧，复归古文正统。清代前期能文者亦伙，自桐城兴起，始分派别，有桐城派、阳湖派和不入桐城、阳湖之派。通过这样对历代文风嬗递的阐述，一部文章演变史已粗具梗概。
《历朝文学史》论诗部分亦近两千字，提到了200余位诗人，简要述及历代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和不同诗人的创作风格，粗线条地勾勒了诗歌演变的历史流程，尽管较为粗略，但是也不乏他的真知灼见，如一般人批评元诗纤佻，窦警凡则指出元人“喜于一首中著警策数句”的特点。在总体上，他衡文学关乎世道的标准，对歌颂功德，陶写性灵，无关实事的诗风是不齿的，而肯定像《诗经》那样反映朝廷之政、军旅之役、家室之情、关系一代兴替的创作精神。但是，在具体评论中，他对于不同精神、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歌，还是持较为宽容的态度的，也就是说，还是立足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学史。
对于词史，窦警凡从创作风格倾向上给予明晰的梳理，虽然文字不多，但却较为切中肯綮。他认为词应以姜夔、吴文英为正宗，这正是清代浙西词派以来的基本立场。窦警凡把宋代词的风格倾向划为以婉丽胜的秦柳派、以豪迈胜的苏辛派，陆游词则糅合二者为一。这是符合词史实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清词，他认为只有蒋士铨为苏辛派，尤同、郑燮与陆游为近，多数词人则属于秦柳派，婉丽柔媚而无清刚豪迈之气。这是他对清代词风的基本认识。
尽管窦警凡也说“曲则其品益卑”，流露出轻贱之意，但是在他的这部国人首创的《文学史》里，并没有忽略曲，而是把曲作为“叙集”的一个组成部分，虽只寥寥数语，却也是难能可贵的。他评说“曲”道：
至于曲则其品益卑，然元曲《西厢》、《琵琶》相传已久，明汤显祖《四梦》传奇、徐渭《四声猿》，国朝如洪日方思《长生殿》、孔云亭《桃花扇》亦既脍炙人口，又有《元人百种曲》，《六十种曲》之汇刻。其一人所著者，李笠翁渔之《十种曲》，杨笠湖潮观之《吟风阁曲》，而以蒋心余《九种曲》为最佳。
可惜小说，依然是“小道”，没有能够进入这部最早的《文学史》。
综合起来看，这部《历朝文学史》还是延续着传统的广义的文学观念，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但是其中“叙集”部分，则是纯粹的文学史内容，与后代的纯文学没有什么差别。就“叙集”部分看，著者极为简略地梳理了历代文、诗、词、曲的创作情况和历史流变，算的上是分体文学史的体制；他主要侧重于评论历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风格，这一点还是没有摆脱传统诗文评的形式，但是同时，他也有意识地比较不同时代文风的异同，描述创作风格的演化过程，梳理古今文学流程，还是有一定“史学意识”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著者在开篇和结尾多处强调文学要有关实事，有益于世，但是在“叙集”的主体部分他并没有受此限制，而是立足文学风格本身去作出评述，并没有因明道宗经的观念而消磨了文学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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