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资料散失，唐代文人雅集酬唱虽然非常盛行，留给后人的却是一鳞半爪，而且散佚在各种典籍文献之中，著者广稽四部典籍，勾沉辑佚，考察了有唐三百年七大主要的集会活动与诗人群体的创作活动，大大有助于人们对唐代文人雅集酬唱情况的了解。例如对于中宗景龙年间的中朝君臣酬唱活动，两《唐书》、《唐诗纪事》及《全唐诗》中都屡有记载，但皆颇为零散，又每有遗漏。作者从多种典籍中爬梳搜辑，整理出曾是中宗朝诗歌酬唱参与者的武平一所编撰的《景龙文馆记》，考订出修文馆学士二十九人的姓氏，及二十九学士之外参与酬唱的君臣共三十五人。近年的研究已发现，中宗景龙年间的诗歌酬唱活动对唐代诗歌尤其是律诗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这个时期君臣唱和的面貌进行集中仔细的考订，当推此书。著者不仅考订各次诗人集会的情况，而且对曾经编集过、后来散佚的集会总集进行了整理，既能使事与文相参照，便于总体上认识唐人集会所作诗歌之价值，又颇有保存文献之功，便利学界取用。
在考订资料的基础上，著者对每一集会诗歌从诗歌史文学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由于有坚实的资料作为依据，著者的研究常能纠正、补充学界的一些认识。例如，通过考订《翰林学士集》与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创作活动（本书正编第一章），作者指出，“贞观诗人致力于采南北之长，其创作特色在于尚未能像后来的盛唐诗人那样，将声律与风骨、物象与兴寄水乳无迹地融会贯通于各种作品，而是因题材、诗体而异地分别采用南北文风，从而在其作品中呈现发一种两分的现象。研究者或认为贞观诗风北方化，或断定齐梁诗风占主导，皆失之无论只见到这种两分现象的一个片面。”作者对中宗朝的诗歌创作活动加以详细的编年，探讨了中宗对文学的扶持以及修文馆的建立及其活动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分析了修文馆学士诗歌作品的体式和这个时期近体诗的合律情况。这些固然已为许多学者所论及，而该著则提供了更为详备的佐证资料。其它如对大历年间浙东、浙西两大诗人群联唱情况的考述、以白居易以核心的大和、会昌年间东都洛阳闲适诗人群及其《汝洛集》、《洛中集》和《洛下宴赏集》等的考述等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文学史诗歌史上的重要现象。
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的研究，经过一千余年的努力，资料的发掘几乎可以说早已穷尽，真正能够对这一时期文学史诗歌史研究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史料，从目前来看，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本书所依赖的材料，都是习见的存世典籍，然而该书以一个主题为中心集中地遍考相关史料，在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仍让人意识到资料考订工作还是有着非常大的空间，有很大的作为。
围绕“诗人群”这一概念，该书附有五篇附论，论述隋唐五代其他作家群的情况。其中第三篇“韩孟诗人群”实际是论述的即是习惯称之为“韩孟诗派”的诗人群体。著者在这里称为“诗人群”而不是“诗派”，可以是说对古代文学研究传统（指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建立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而非指在此之前）术语反思的一个结果。著者认为，“诗人群”是与“集会总集”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长期以来一直与‘诗歌流派’的概念相混淆，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规范。本书为诗人群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指在一定时间段里，曾经聚集于一定地点从事诗歌唱和或其它文学活动，彼此联系密切而又相互影响的一定数量的诗人所形成的群体。虽然此类诗人群体往往表现出相近的文学倾向，但其最突出的特征却是社交人事联系，体现中国古代诗人在孔子‘《诗》可以群’的观念影响之下所形成的特殊联结纽带，比诗歌流派的概念更切合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传统，特别是唐以前诗歌发展的传统。”（导言第2页）应该说这是平实而切近事实的看法。指出这样的区别，并不是要术语上标新立异自鸣其高，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近年来诗人群的研究得到很多重视，有些学位论文已经关注到这一主题。这是学术的重要发展。
总体上说来，该著考订详审，颇见功夫。于各次诗人集会酬唱诗对诗歌史的意义之论述也每有新见。但也不免有欠当之处。如附编第一篇文章论“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文学”，对于河汾作家群的人员考订就有可商榷之处。著者认为河汾作家群，是以隋末大儒王通讲学河汾为背景，由王氏兄弟、王门弟子及河东、绛两郡文士组成。应该说从广义的文学来说，这个作家群的成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它到底有哪些人。王通，连同《中说》一书的真伪，历来是考据家争论的重要问题。著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引“今人尹苏理、魏明著《王通论》，列举自初唐至北宋的大量资料，证明王通确有其人，而《中说》虽可能经其子王福田寺（622～？）改窜，基本思想仍是王通的，所载王通言论基本上是可靠的。本章从其说。”（第459页）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没错的，虽然也有论者认为《中说》是伪书，但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然而“《中说》的基本思想仍是王通的，所载王通言论基本上是可靠的”这样的判断，如果只研究其思想，尚可接受，如果从考订的角度来利用，则应十分小心。事实上不仅《中说》，就连传为王通门人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于史实上不尽可靠。若据此以考订王通门人，并进而考订河汾作家群的组成人员，就不免有失误之处。最明显的，就是薛收了。这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条就可以知道。提要指出，“薛道衡以仁寿二年出为襄州总管，至炀帝即位始召还，又《隋书》载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及长，不识本生，而（《中说》）有仁寿四年通在长安见道衡，道衡语其子收事”，即此一点，即可知薛收并未与王通门人之列，而著者引《中说·问易篇》“子在辽，闻辽东之败，收曰”云云，说“辽东之败在大业八年（612），可知薛收是年前已从王通学”（第463页），其实四库提要作者已引洪迈《容斋随笔》辨其不可信。王通之弟王绩有《薛舍人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确实可说明王绩与之有交往，但不能说明薛便是王通门人。至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辨李德林等等，更可说明《中说》于认识王通思想或不至于完全背离，但据以考订史实，是需审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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