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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徐昌霖等在重庆主编了一本文艺杂志《天下文章》，第5期上刊有张静庐先生撰写的《灾梨室散记》。其中“《译文》二三事”和“《鲁迅日记》之谜”两节讲的是他1936年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经理时发生的事，都与鲁迅先生有点牵扯。
《译文》杂志原由鲁迅、茅盾主编，后交黄源主编。据张氏称刊物虽好，每期仅发行3000至5000册。出版一年后，生活书店拟换主编，鲁迅先生不同意，并说：“……与其污辱而复生，不如先前的光明而死。”《译文》遂即停刊。但，读者反响强烈，用鲁迅的话说，“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来“凭吊”它。终于在近半年后，刊物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复刊新1卷。这中间也小有曲折，起初黄源先与中华书局交涉，又拟给黎明书局出版。鲁迅认为黎明书局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书局，不大同意，最后才经孟十还的介绍，交给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可是黄源第一次见到张氏时印象很坏，因为张氏正在吸鸦片。他对鲁迅先生说了，鲁迅却以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你管它干什么！”事实证明，这到底没有影响《译文》的编辑工作和刊物的顺利出版。据张氏说：“《译文》的新1卷1期出版那天，我不但刊登了一条相当大的广告，并且另外做了一面白地红字的大旗挂在公司的门前。以一个杂志的名称特做一面广告旗，这在上海还不曾有过。曹聚仁看见了，还以为我有意威胁生活书店……”《译文》与张静庐的合作可以说是善始善终的，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与大批刊物一起停刊。当初，倘非鲁迅先生的决断，这次合作定会成为泡影。
另一件事是鲁迅把《译文》交给张氏出版后，合作满意，他又决定把一套“两世界丛书”也交给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件事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张氏回忆：“译文社原有一套‘译文丛书’，可是从新1卷移到我们公司来出版的时候，鲁迅先生主张将丛书的名称改为‘两世界丛书’。意思是出版新时代的作品，同时也出版古典的作品。”可是有一天，钱杏屯阝却告诉张：“鲁迅先生不愿意将‘两世界丛书’交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因为怕你的版税靠不住。”张氏问钱听谁说的，钱回答是郑振铎讲的，张告诉了黄源，黄问过鲁迅后告知张：“鲁迅先生听了很气愤，他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近来他也没有和郑振铎见面，反要我查究查究这句话的来源。”
张文中说：“事情过去快一星期，大概是周先生那边向郑先生提起质问吧，有一天卢冀野先生到我家里来（他好像已经晓得这件事了），坐下不久就摇一个电话给郑振铎先生，郑先生也就乘这机会要他转请我接话。他除向我解释外，要我用‘书面’给他一封信，说明这事情的经过。我答应他，也就写好寄给他了。”
查《鲁迅日记》，1936年4月10日果然记有：“上午得振铎函，附张静庐及钱杏屯阝信。”看来这不过是一场误会，就此了结。事情本身的确不怎么重要，张氏的回忆解开了《鲁迅日记》的一个“谜”，留下了一条可信的注脚。我比较注意的是，鲁迅先生在临终前的一段日子里，还有一个出版“两世界丛书”的计划，可惜相关的人都没有留下更多的细节，更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未及实现鲁迅先生就病倒了。1936年11月《译文》新2卷第3期还专门为鲁迅先生的逝世出版了追悼纪念号。
张静庐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出版家，上个世纪20年代就出版过文集《走到出版界》，小说集《薄亻幸集》等，后来又出版了《在出版界二十年》。他主持的出版公司，出版过《读书生活》（李公朴编）、《中流》（黎烈文编）、《作家》（孟十还编）等进步刊物。张民生于1898年，故于1969年。50年代中期，我曾去东总布胡同的出版总署看过他和徐调孚先生，约请他们为《人民日报》副刊写稿。后来他们一起又进了中华书局。张先生名声显著的作品还是建国后由他辑注的八厚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中华书局出版），至今海内外学术界仍不断有人称道此书，并四处寻觅。
（摘自《寻根》，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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