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读荣新江先生的《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该书开宗明义就写道,1930年,“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寅恪)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不仅把敦煌当作一门学问而响亮地叫了出来,还指出了二十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势,诚可谓远见卓识。”但作者同时又承认“‘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的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汉学”好像也是如此。
《敦煌学十八讲》精彩的地方太多,请允许我再抄一段:“从目前来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些资料都出自边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需要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料……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日益扩大,而且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大体上自有其研究范围,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汉学”也正有类似的情形。汉学与敦煌学本来就大有瓜葛。所以“汉学”恐怕还得允许它存在,因为这并非一帮闲人乱起哄,“管它‘学科’不‘学科’,只要齐呼啦地发文章就成”(《“汉学学科”再质疑》,2002年1月16日)。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