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清华大学“复校”于1955年，校园里的建筑都很新，丝毫没有古色古香的气息。然而它与北京的清华是同根所生，在行政大楼的前面矗立着一座“清华园”门楼，与北京的那座一模一样，只是尺寸缩小了一些。在综合服务大楼的外墙上镶着八个大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正是老清华的校训。而旁边的餐厅则干脆名曰“水木餐厅”。清华园里有山有水，从山顶的相思湖到山下的昆明湖、成功湖，好几个湖之间都有小溪相通，终年流水潺潺，时常有鹭鸶在湖面飞过。我来到这里时已是9月，荷花的花期已过，但是湖中还留着许多残荷，不难想象夏天里这儿也是有一片荷塘月色的。
清华园里建筑物的名称有很浓的理工科色彩，从校门走到我居住的第二招待所就要经过化学馆、物理一馆、材料中心和工程三馆、工程四馆。清华的人文社会学院是80年代才建立的，所以它远远地缩在校园的最深处，同时也挺立在校园的最高处。它的方形钟楼是整个清华园的制高点，甚至在校门外面都可眺望得到。
我应清华中文系的邀请来这儿任教，每周有两次要到人社院去上课。而我所需要的书也都收藏在人社院的图书分馆里，时常要去那儿借书。于是从第二招待所步行到人社院的必经之地梅园便成为我常常路过的地方。梅园是梅贻琦先生的墓园，梅先生1962年5月在清华大学校长的任上病逝，当年11月即入葬梅园。园内遍植梅花，它的名字有双关的含义。
梅园非常僻静，虽然每天要上山到人社院去的师生不在少数，而且与人社院同在山上的还有生命科学馆、原子科学中心等好几个单位，但是另有大路可以通汽车，人们或是自己开车，或是搭乘校内公车上山，愿意从梅园步行的人很少，以至于校警队认为那儿不太安全，在山路边竖立了好几个装有报警按钮的立柱。这使我更加喜欢从梅园走了，我好几次看到在树间跳跃而过的松鼠，至于鸟儿的吱吱喳喳更是时时可闻。
梅园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梅园”两个大字，下面有于右任的落款。一条柏油大路微微地倾斜向上，路两边种满了梅花。台湾气候温暖，12月时梅花就开了，空气里充满着梅花的幽香。走完柏油路，就是梅贻琦的坟墓了。墓的左前侧有一个梅亭，造型很奇特，屋顶是三角形的薄壳，尖端向上倾斜，远看像一片风帆，又有点像一架将要凌空而去的喷气飞机。亭内有一张大石桌和十多张石凳，偶尔有学生在那儿做功课。墓的正前方是三、四十级花岗岩铺成的台阶，然后是一片平台。梅先生的墓是正方形的，用大石板砌成。墓后面的石墙上刻着“勋昭作育”四个大字，上款是“月涵先生千古”，下款是“蒋中正敬题”。墓碑铭则是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所撰，两位校长在北京时结下的友谊也带到台湾来了。
梅墓的后面有一片高大的松树和相思树，还有几丛竹子。新竹多风，常有松涛阵阵，那些粗大的竹子便发出格格的响声。树丛中有一个“月涵亭”，是梅先生的胞弟梅贻宝捐资建造的，亭呈圆形。每逢不刮大风的日子，我总要在梅亭或月涵亭里坐一会，浮想联翩。我对梅贻琦先生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既做过北京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又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创建者和首任校长，他长眠在清华园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此外我还知道梅先生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成为中国内地最负盛名的大学，台湾的清华大学建校不到50年，却已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这都与梅先生对大学的理念密切相关。
5个月的旅台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雪泥鸿爪，自然留下了不少回忆。奇怪的是，最让我难忘的地方不是日月潭和阿里山，而是新竹的清华园，是清华园里的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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