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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春接受记者采访。侯艺兵／摄 |
每周星期二，是刘福春一周中最快乐的一天。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的同事们一样，他这一天也会到建内大街5号来“上班”，与别人不同的是，每周的这一天，他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寄来的诗集、书信。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已搜集到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诗集10000余种，与2000多位诗人建立了联系，并存有他们的创作档案。与新诗有关的一切资料对他来讲都是有价值的，他都需要，手稿、书信、照片等等，都能给他带来快乐。他曾对人说，“与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收集”。
1984年前后，刘福春承担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撰工作。《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要求收录每本诗集的细目，因此必须查到原书，使用第一手资料。刘福春为此付出了巨量的劳动，他查阅了五十多家图书馆及一些个人藏书，把当时能找到的从“五四”到1949年出版的新诗集都看了一遍。到80年代末，这项工作基本完成。这为他日后从事新诗版本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完成了“现代”部分后，他又着手“当代”部分，也就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诗集的收集工作。从此，他开始大规模有目的地、系统地搜集中国当代诗人的诗集。刘福春收集书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诗集”。
与此同时，刘福春还在着手诗刊诗报资料的收集。这一工作更难，尤其是所谓的“民刊”，很难找。在这两个工作基础上他最终想完成的并且已经开始做了的是《新诗书刊叙录》，即把20世纪能找到的新诗书刊每本上写一段文字，包括内容提要、版本变化、当时的批评、作者生平等，集考证、辑录于一体，对新诗文献进行系统地整理与研究。这些成果，已陆续在《诗刊》等报刊上发表。刘福春总的想法是能把20世纪新诗的基本情况理清楚。
刘福春收藏新诗书刊有三个来源：一是从旧书店、旧书摊上买到的；二是朋友们送给了他很多他们收藏的书刊；三是作者赠送的本人的诗集，这方面量很大，如果要开列个名单怕得十几页。诗人们对刘福春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支持。牛汉、郑敏、邵燕祥、谢冕、林莽、韩作荣、唐晓渡、李小雨、吴思敬，以及台湾的张默、痖弦、莫渝等，不但在精神上支持，而且还给予了大量切实的帮助。刘福春说，他做的这一切如果没有诗人的支持真是做不成的。
一些了解刘福春工作的朋友多次催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那么多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刘福春就总是讲起他的一个遗憾。很多年前，刘福春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署名李?哲的新诗集《黑人》。“李?哲”是舒群用过的名字，而“黑人”也是他用过的一个笔名。他就想，这会不会是舒群的诗集呢？但从所见到的舒群研究资料来看，似乎从没有提到过有诗集出版。于是他作了些详细的笔记，准备当面向舒群先生请教。“可是当我敲开舒群先生的家门时，已经晚了，舒群先生刚刚去世。问其亲属，都不很清楚。”“晚了一步很多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这些年不少学者提出‘抢救现代文学史料’，真是必须‘抢救’了。”
于是，不止一次的这种遗憾，使得刘福春不再权衡少写一篇论文会给他带来多少损失，他不得不把时间都用在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上。当然，有些重要的问题，他也会写文章发表观点。比如，关于中国第一本新诗集的问题，习惯的说法，大都以为是胡适的《尝试集》，但刘福春的研究发现，其实《尝试集》之前还有一部，这就是《新诗集》（第一编）。《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新诗集》是1920年1月。此成果虽然发表，但不幸的是，它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出版的一些教材，仍袭用旧说。
在出版《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之前，“朋友帮忙”，刘福春还印了本《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此书用刘福春自己的话说，是“样子很可怜”，小小的一本，但学术价值不凡，痖弦先生曾在文章中称“这部书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重视，公认为它是同类书籍中最完整者”。
谈到诗集的出版，刘福春说，从80年代末开始，人们普遍更加感到出版诗集很困难，大多数都得自费出版；可就是从这时起，特别进入90年代，诗集出版量又远远超过了以前，差不多每年有上千种。与过去相比，”正常的“出版途径没有了，诗人要自己找钱出诗集，给诗人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但只要是能找到钱，大多数的诗集都可出版，其自由度又扩大了。不能简单地说这种情况是好还是坏。然而这带来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出版上失去了标准，很多粗制滥造的东西都出来了；二是在创作上确有成绩的一些诗人由于找不到钱或不肯去找钱，他们的诗集就出不来。因此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作者的诗集出版量与其创作成绩往往是不成正比的。
由此，刘福春还说到一些当今中国诗坛上的现象，一是“‘大师’满街走”。很多人只写了几首诗，甚至几行诗，就自以为了不得，动辄以“大师”自居。“大师情结”严重，许多人都认为“一切从我开始”，对传统和前人的成就不了解也不愿了解。二是出诗集的年龄越来越小，所见最小的刚六岁。至于说大学生中的诗人，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出诗集的也不在少数。三是诗集的序越写越多。深圳一个作者出了本诗集，居然请了18个人来写序，堪称出版奇观。四是心态浮躁。不论是诗人还是研究者，都太急，急着写书，急着出书，出了书又急于开个什么研讨会，已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更有甚者，前几年还出了个鹏鸣，成为诗歌界和出版界的丑闻。
刘福春人很温和，但说到学术研究和学术规范，有一句话却让记者听来一震。说到现在新诗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粗制滥造，刘福春说，学术没有标准，学术也就没有尊严，当然学者也就没有尊严。
“评职称所谓量化的问题，人们很难从这里面摆脱出来。”刘福春自称他“已经被警告很多次了”。“我的工作就有一个怎么评价的问题，史料工作是否也是研究工作？现在缺少一个学术标准，现在甚至连‘什么是论文’都是个问题。这在当代文学研究里边问题更明显。有的论文，引用的都是二手的东西，你抄我，我抄他，基本材料方面以讹传讹的东西相当多。有的论文通篇没有脚注，好像那都是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发明。这样的‘论文’就一定比‘史料工作’有价值吗？”“学术上没有规范，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学术也就没有尊严，学者当然也没有尊严。”
说到这些，刘福春有些无奈：“现在的学术气氛很难让人坐得住冷板凳，而我们这种工作，又需要长时间的坐下去，现实的名啊利啊，又常常诱惑着你。作为我们学者个人，只能自己降低一点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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