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本书,使我也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礼仪之争”。东晋咸康六年(340)车骑将军庾冰提出沙门应礼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认为沙门不应礼敬王者,“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令修善之俗,废于圣世”(《沙门不应尽敬表》,《弘明集》卷十二)。元兴(402-404)年间太尉桓玄又提出沙门应敬王者,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表示反对,认为“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而“出家则是方外之宾……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弘明集》卷五)。后桓玄又允许沙门不向王者敬礼。
应该说,这一佛教礼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晋中央王权的软弱。然而历史没有在一千多年后重演。1704年当罗马教皇发布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的“禁约”后,康熙这位强硬的王者针锋相对地采取了禁教的严厉措施。纷纷扰扰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于是划上了一个句号,而它的直接后果是天主教征服中国路途的中断。
历史已经表明了礼仪的重要性,历史也可能不会再看到第三次“礼仪之争”。但是我们多了解一些宗教礼仪又有什么坏处呢?至少来年的圣诞节可以过得明明白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和天主教虽然来自“二西”,在礼仪上却有一致的地方:比如都要求修炼者独身、剃度、取教名等等。这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