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若想收藏几十年以前出版的各种外文名著，实在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到专营古旧书籍的中国书店里去碰运气。虽然近20、30年来的经济发展大潮来势凶猛，将各地方经营旧书的店铺挤至穷巷僻壤之末，但是如果你是经常光顾旧书店的书痴，偶然也能得到期一些意外的惊喜，只是这种“得宝”的惊喜较之从前萧乾、周越然、叶灵凤、冯亦代的时代来得少，来得迟、来得更加不容易。
据灯市东口中国书店原来负责外文书的老师傅讲，解放前这些外文书有的是。尤其在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夕，大户人家为了举家避难，多习惯于轻装上路，急于在临行前将自己多年的藏书甩掉，一股脑地倾销给旧书店。而此时书店也显出一派大家气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者不拒，以廉价收购而高价出售，利润相当可观。说是高价出售，其实也就是几十个甚至十几个大子儿而已。想一想，花几个零钱就能捧回自己喜爱的精装名著，那种得意的心情该是多么滋润。香港作家董桥讲他可以在伦敦买到英国传记作家李顿·史特烈屈20、30年代的作品，售价只有几十便士。听起来真够让内地书痴们欣羡的，只怪自己不可能拿着中国的身份证去英国淘书。
解放前外文书籍多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那年代洋人可以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开办书店，专营外文书籍。主要的读者是中外学者、学生和外国侨民。其次，中国乃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国买办、官僚、传教士、教师、军人和外交官来往甚密，他们的生活不可缺少本民族的精神食粮。再次，是教育方面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界崇尚“德先生”和“赛先生”，许多优秀的教育家、政治家、科学家极力倡导西方文明进步的思想，读洋书或者译著在知识人群中已经蔚然成风。由于以上诸多原因，所以国内外文书较多，国人可以与洋人们几乎同时捧上新出版的外文书籍，就成了不足为奇的事情。
如今虽说外文书籍铺天盖地五花八门，但是在北京和国内其他一些大城市内还是难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原装外文书籍，特别是那些新近出版的书籍。前几年，英文版华人文学传记《上海生死劫》和《鸿》在国外成了畅销书，我欲先睹为快，也只能通过香港的朋友为我购得。北京外文书店里所能见到的，多是国外出版公司前些年淘汰的读物，而且多以简装本为主。偶尔有少量的新书，价格也高得吓人。一本精装的《海明威短篇小说集》要一百七八十元，一本《狄金森日记》也要一百多元，读者自然不会多，书店里卖不动，人家就认为我们这里市场小，自然就不会重视。我曾与一位英国书商见过一面，言谈之中看得出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主要市场，尽管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读者群，潜力很大。
作为一名书迷，我总认为外文书就得要国外出版的，否则就不够“纯正”。就像我们看中国的古籍，必须要中华书局版的出品才好。比较国内与国外出版的书籍，无论是装帧设计、纸张质量、制作工艺还是印刷水平等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国内出版的书籍有些尽管用纸也非常好，设计也很讲究，但是工艺水平、文化品位和行业理念等终究与国外同行相距甚远。我甚至怀疑这些出书的人自己并没有藏书的爱好，否则为什么他们连起码的品位都没有。
以前，在旧书店里出曾见到过俄文原版的《莱蒙托夫全集》，虽然并不全，但没过多久就被人买走了。原文的歌德著作卖得也很快，这说明北京的读者还是相当“认货”的，“求大于供”是外文书市场的主要矛盾。
因为北京的原版外文书籍并不多见，所以物以稀为贵，价格往往令爱书者望而却步。比如说旧书，前两天见到一本赛珍珠（Pearl S.Buck）的《分家》（A House Divided），是1935的版本，与我收藏的她的其他著作同属一家出版公司出品，心里立刻惦记上了，只是因为标价200元，当时下不了决心。赛珍珠的著作，这些年来在国内热了起来，书店里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但一般认为，她的最好的书应该是以《大地》（The Good Earth）三步曲为代表的小说。至于1938年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作品，没有必要刻意地追求完备。
因为我是这里的老主顾，所以厚脸皮请出经理给打折。他让步到150元，说什么也不肯再降了。我嫌贵，终于怏怏而去，但心却留在那里。跟经理说，您这个价儿肯定难以出手。月余，又往书店，见此书依然如故摆在架上。便又与经理搭讪，他仍然笑着坚持，不肯退让。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买下此书，谁让我终日惦记，以至于“为伊消得人憔悴”。书是好书，品相好，内容佳，里边还钤有“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印。
书的价格较之十余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远的不说，四五年前我还在原先的东安市场里买到过十几本美国的“现代文学丛书”，每本售价才十二三元。而且都是精装（hard－cover），品相在八品以上。那会儿东安市场占地面积很大，诺大的商场中的一隅寄生着中国书店的一个小店铺，面积不大，来往的顾客却不少，想来解放前大概就是这样。这里寄生着中国老一代的藏书家，阿英、郑振铎和姜德明等人都曾是这里的常客。这儿的书架上有一些破旧的外文书，过去常能吸引我驻足翻阅。可是不久以后，老东安市场的外面就竖起了巨大的“新东安市场”规划广告牌，大家都盼着新的商场早日建成，及时享受现代的物质文明，没有谁会顾及书店的生存和书痴的情怀。
淘书的人，都期望自己终有一天在残卷旧籍中得到珍奇的。如果这珍奇的价格并不很贵，则满足的心情将无异于娶妻得子。“得书如得子”。反过来说，明末清初的学者钱牧斋就曾形容自己出让宋版《汉书》时的心情，如同李后主诀别娥眉和江山一般生不如死。物以稀为贵，正因为外文书少，所以奇货可居。前两天在一家古旧书店见到一册英译的狄德罗《尼姑回忆录》（Memoirs of A Nun），标价120元，问可否便宜些，人家说这样的书再没别的地方可以收到了，卖一本少一本。读者只能乖乖地掏腰包，谁让你喜欢，又没人逼你。琉璃厂的一家文化遗产书店里有林语堂的英文原著《风声鹤唳》（1940年，约翰·代公司出版），标价300多元，虽然长期无人问津，但价儿决不会下调。“皇帝女儿不愁嫁”，就是因为“皇帝的女儿”太少。
前些年，在中国书店里偶尔还能见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外文书籍，虽然贵，但是因为有，所以尽管不见得买，常去看看也有信心。但是现在却更难见到了，你想这书的价格怎么能不贵。以中国书店为主的古旧书业务，以一成不变的传统经营模式将中国的旧书业送往墓地，靠国家的补助也无法挽回，更何况这旧书业并不是发展经济的重点。
原版的国外新书在北京也并不多见。近些年虽然在外文书店里可以见到许许多多的外文书籍，但大多是国内出版的教学书，至于国外的名著，虽然国内出版的也不少，可是无论质量或内容都不足与国外的原版相比。进口书也可以在外文书店里买到，但也多为过时的书籍，新书绝难买到。进口书比国内书要贵许多，国人多不接受。但是如果你在国外买过书，那么你一定要觉得国内的价格还是便宜了许多。当然国内与国外的生活水平有很大差异，所以反映在书价方面也存在着距离。可是不管怎么说，书这东西是精神食粮，不是物质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很难说现在的书价高得离谱。书价的贵贱，恐怕不仅是由生活水平所决定，还受到社会需求的牵制。一套国外原装的毛边精装儿童英文读物，每本要70到100元左右，看起来吓人，可是如果中国的孩子和大人都喜欢，买一二本回家平时翻翻，欣赏到国外文化的原汁原味，也是一件雅事，这可不是有钱就可以做到的。
在北京什么地方能买到原版的外文书籍呢？这是个问题，特别是对喜欢外文经典著作的书痴，因为外文书在北京并不是仅靠上外文书店就能够买到。如果有人让你去买一部精装英文原版的《雪莱诗集》，那他是难为你，千万别应允下来。诺大的北京，多少个书店，想买一部这样的书却并非易事。
北京的外文书店里的外文书籍，多以教学书为主，虽然也有许多外国文学名著，但多是翻版，从藏书的角度来讲没有意思。而且这些书的印刷制作，甚至连字体都不尽人意，何必让它们来倒胃口。倒是那些学习外文的学生们，因为经济的原因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既能提高自己的外文水平，又能欣赏文学作品，是两全其美的学习方法。
外文书店里的原版外文书籍有是有，但品种似乎并不太多。王府井外文书店的三楼、工体东路的图书进口公司门市部和海淀图书城的外文书店里都有原版书。但可供选择的却几乎没有。我曾在位于工体东门的图书进口公司门市部里买到过简装的《英国童话》、《伊索寓言》和乔治·吉辛的一本小说，价格不贵都是20元。但书却老得可以。若想买到较新一点儿的精装原版书却再也找不到了。须知这家公司的名头可不小：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找不到几本像样子的外文书籍，说出来真好笑。这样的门市部连香港的小书店都比不了，还代表国家？
王府井外文书店的3楼专卖进口图书，以前还能买到些可心的书籍，但现在似乎已经衰败了，只剩一些简装的英文古典小说，长年陈列在那里，较少有人问津。看样子是以广告美术、服装设计和字典工具书籍为主了。大概经营中效益高，但不知是否好卖。
这二三年来我最喜欢去的就是西单图书大厦3楼，那里有一处叫精品书屋的地方。虽然陈列的书籍也多以简装的英文名著为主，但也是些精装的原版书。我在此买到过《奥登传》和印籍美国女作家的畅销小说《现在倾听》（Listen，now）等，都是35元，不算贵。与其书面上的标价相比，更觉得占了便宜。可惜现在这里的“精品书”也日见稀少，不再有往日的光景，不知是不是销量太少的原因。
海淀图书城的外文书店里基本没什么进口书籍，即便有也是寥寥无几无一可取。那里的国产外语教学书籍却是异常地丰富，所以我想经济效益一定不错。
在北京找外文书籍最应该去的地方是古旧书店。如果能经常去，肯定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珍奇。在西单横二条中国书店，我曾经淘到泰戈尔的诗集《园丁集》（The Gardener），1921年版，价钱80元。在海王村古旧书店我得到一册英文版的《契诃夫传》，售价120元。还有一次在隆福寺个体书摊上，我意外得到了1956年版的《美国文学图史》，书内印有“对外文化联络部”的图章，这样难得的书籍仅花了20元钱，跟白捡的一样。只可惜这样的好事平时却并不多遇，也许正因如此，才愈显淘书的乐趣。
我最留连过去的一年春秋各开一次的“北京古旧书市”。每次都是怀着“小兔撞胸”的心情进入书市的，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得宝，另方面又太担心遭受失望的打击。在这种书市上，几乎每回都能有些意外的收获。许多书店将多年的库存老底子都翻出来，供读者们尽情地挑选，读者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得见最多的书籍。在那里书迷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获得意外的惊奇。我的许多英文书都是在“古旧书市”里得到的。其中最不忍割舍的就是I Love Books（《我爱书籍》）这本书。大32开本，毛边精装，专讲各国知名作家学者如何酷爱读书的故事，其中不乏有关爱书或读书的警言妙语。因为此书的内容与我的志趣相符，所以它成了我手边常翻之物。
总的来说，北京的外文书籍市场太小太少太落后了，根本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读者群的要求。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似乎与目前我国开放的形势极不适应。特别是我国近期加入了WTO，这就更需要在外文书籍的发行方面放开脚步，赶上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
我期望有一天，我们这些书迷们购书、读书和藏书也能与其他国家的书迷们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