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广场一带有许多家书店。当年常去的几家中，离哈佛园最近的3家是专卖新书的，稍微多走几步路，则还有四五家旧书店。就说这附近的几家，这次再去看，似乎还都是老样子，不仅经营的方式和特色依旧，甚至连店面的布置也未变。最老的一家是哈佛书店，它主要销售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从哈佛园的瓦登纳图书馆的后门出来，过街便是；另一家位于广场的西头，店名Wordsworth的音译为华兹华斯，与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同名，意译则是“字有所值”，一爿书店取这样的名字真是再合适不过。与哈佛书店相比，这个店销售书籍的种类更杂一些，学术类的书籍似乎更普及，更贴近哈佛学生课业参考书的要求，此外，它还卖各种畅销的小说非小说、电脑指南、旅游画册等。这里的特点是所有的新书一律按9折出售，所以这里每本书后的价签上都有两个价码，上面一个是一般市场价，下面一个是“我们的价格——市场价的九折”。这样一比较，每一本书可以省下多少钱，顾客一目了然。
位于这两家书店的当中，还有一个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门市部，它店面不大，不沿街，缩在哈佛行政管理大楼楼下的甬道里，但书好也不怕巷子深，况且它也有一点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你若经常来这里，就能很便宜地买到一些质量极高的好书，它经常轮番地选上几种书降价，售书人会抽出几本，在后面标上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你要是碰巧撞上，那就算你的运气，因为摆在它旁边一个书架上的同样的书卖的就是原价。W.杰克逊·贝特的那本获普利策传记奖的《济慈传》，我在这里是以6美元买到的，而在几十米开外的哈佛书店，同样的这本书，价格是二十六七个美元。
但是哈佛书店也有自己的高招。它分上下两层，沿街的店面售新书，卖的是原价。地下还有一层，售旧书，书价减半。但这里的半价书大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正的二手书，价格为书面标价的一半。美国这些年书价上涨很快，现在一本书二三十美元是常事。可是，过去出版印刷的书，相对来说价格就要便宜得多，版本旧一点的，封面上的建议售价贵的十来个美元，便宜的四五个美元，再打5折后，价格就很有吸引力了。另一种情况不是旧书，而是新书，但是，是书店认为不太卖得动、或已经积压了一定时日的书，被称为“剩余书”（remainders）作处理销售。这种书中，有的其实是很抢手的好书，只是由于出版社过高估计了需求，印得太多而造成了积压；有的则是因为市场变化太快，文坛的风向一变，本来是走红一时的书，顿时成了明日黄花。如前些年，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出了一部《西方的典律》（The Western Canon，1995），此书按说只能算是他个人对初涉西方文学者的一种入门向导，但由于他点名批评了时下风行的一些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成为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这本书因此而印量激增。这次我看到哈佛书店的窗台上放了厚厚的一摞，标价仅为＄5.95，我本以为销路不好，谁知两三个星期以后，居然也都卖完了。这批书售罄后，你若从厅堂的书架上取一本同样的书，那价格就是＄15.95。可见这种降价处理书，对于正好需要的专业读者来说，仍是捡到的一个便宜。另外，这里还有一种多买打折的优惠。常客可以要一个购书记录卡，购满100美元，则凭卡可以享受一次购书200美元以下打8折的优惠。
一般说来，书店的书都是分类上架，文学、历史、哲学……，在大的分类之下再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但哈佛书店这里对一些新学科则还有它自己更细、更专门的分类。从这些新的分类，以及书店显著位置上陈列的新书，读者或可看到美国学术界当下的某个热点，或某个时期内新的学术动向。比方说，认知科学是本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跨学科的知识，它既不同与传统的哲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它是本世纪自然科学（如脑神经学、心理学等）的最新发展与一些新兴的人文社会学科（如语言学、科学哲学史等）相交叉、相结合的产物。现在这方面的论著之多，已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只好另立了一个“认知科学”的栏目。
再譬如，84、85年那时候，“文学理论”也是专架陈列的。福柯、德里达、耶鲁的“四人帮”以及后现代理论的大师们，如利奥塔、詹明信等人的著作，都是摆在最显眼位置上的抢手货。除了解构理论外，在“文学理论”的总栏目下，又细分了“读者反应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等等。记得当时最出风头的是泰瑞·伊格尔顿的一本《文学理论入门》。而这一次，“理论”（其实应该读作后结构主义文论）显然已是强弩之末，原先“文学理论”的一排书架已一分为二，约三分之二已易名“文化研究”，另外的三分之一则划归“女性研究”。而当年红火的那些理论大师们，也已经过了重组，仍能在“文化研究”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当然在这里还保留着他们的位置，例如福柯，似乎势头未减。但德里达的风头似乎已不及哈贝马斯，后者近年来一部接一部的煌煌巨著，摆了相当醒目的一片。这种位置的变迁和升降颇耐人寻味。德里达毕竟是一大重要哲学流派的代表，故而保留有他的一席之地也是理所当然，但原先那一窝蜂为解构哲学作注打补丁的，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记得当年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曾作为文科的必读参考书而一直陪放在解构哲学栏中，可现在，二手书摊上摆得到处都是，反衬出一种学界的世态炎凉。而最能令人感到理论风向变化太快，甚至快得让人骇怕的是韦勒克的遭遇。老先生刚去世不久，他的8卷本《近代批评史》的后几卷就被挪到了“处理书”类中折价销售了。
因为“文化研究”成了时兴的显学，近年来一些专治当代文化的欧陆理论家，如皮埃尔·布迪埃、让·鲍德里亚等，就被推上了比较显赫的位置。他们这几个，再加上更早成名的福柯、哈贝马斯等，这些人所做的课题面比较宽，哲学、文化生产、后现代、意识形态批判等都搭得上，所以也都被放进了“文化研究”一栏。前些年，后现代是个很时髦的话题，现在这个话题还是有人在谈，但已从过去的叫好和提倡变成了质疑和批评。例如，曾经写过一本深入浅出的《解构》而被德里达称为“解构哲学最好的阐释者”的克里斯托弗·诺里斯，现在则成了后现代主义最激烈的批判者。前几年他出了《后现代主义错在哪里？》一书，直接向后现代理论发难，最近又出了《重新寻回真实：文化相对论批判》，向西方理论界在大谈后现代理论以来所出现的文化相对主义，又投出一枚重磅炸弹。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原先浪漫主义的一个常用术语“崇高”（sublime），被赋予了新意，成了描述所谓“言说那不可言说，再现那不可再现”的后现代现象的一个概念，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理论概念出现，反过来又推出了新的理论家。这几年出了一个叫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的，大谈“意识形态崇高对象”的书也是出了一本又一本，据说已成为当下激进后生们的理论依傍。可惜的是按照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他总是只能委屈地蹲在末座，顾客若不是慕名而来索求，他往往就会受到忽略。
十天半月下来，脑子里忽然闪过一念，与十几年前相比，来逛书店的人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准确地说，来店人中具有明确购书目的者的比例显然增大了，那种舍得化时间“泡”在书店里，而且一泡就是两三个小时、把浏览本身当成一件乐事的人，今天已越来越难找到。开始我还以为是一种错觉，后来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果真是这样。不要说在新书店里，即使在旧书店，也几乎不再见到那种一屁股坐下就不动窝的书迷书痴。这是否暗示美国人的读书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想来是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压力，二是助力。所谓压力，美国学界历来有“不发表则自毙”（publish or p erish）的说法，有成果发表方能被录用，再有成果发表方能晋升，出版的压力几乎成了悬在学人头顶的一把利剑。在此压力下，读书就成了出成果的手段。带着这种功利性的目的读书，哪里还容得自娱的悠闲。所谓助力，则是因为计算机的普及。图书馆的情况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离我住处一个街口就是供哈佛文科学生使用的希里斯图书馆，这里除了有精选的藏书，还出借各种影视录像、音乐光碟，馆内有一流的阅览设备，桌椅台灯也都一应俱全。然而，尽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每次去借书时，却几乎碰不到来馆借书的学生。询问管理员才知道，现在计算机联网后，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所需的资料，有了电脑资料库，做论文几乎就成了一种装配生产线的操作。照这样发展下去，大概人脑总有一天会统统都换成电脑，到那时候，一个不读书也能做论文的时代也就到来了。不知怎的，一个念头倏然闪过：我或许应该为自己不能进入那样的时代而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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