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名记者、名作家曹聚仁先生一生交游广泛，阅人甚多，但臧否人物，评说政要却从不曾仰人鼻息，拾人牙慧，而是坦诚直言，独抒己见，乃不惜甘冒锋镞，以诤言傥论犯难。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先生出版发行的《天一阁人物谭》中，即有一篇题名为《也谈黄秋岳》的文章，竟敢于出面为抗战初期被国民政府处决的黄秋岳之汉奸案提出质疑，其胆识之卓异，立论之鲜明，甚至明显超越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各大方之家。
黄秋岳，名浚，字哲维，号秋岳，以号行于世；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此人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周内即被当局明令处决，这事当时在社会上曾引起过极大的轰动。
在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五卷本《中华民国大事记》中，曾于1937年8月26日条目内载文曰：
“南京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处决汉奸黄浚、罗致远、莫树英等18人。黄浚向日本报告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地日军舰逃走一空。其子黄晟参与同谋，亦一并处决。”
显而易见，黄秋岳汉奸案罪行充分，案情确凿，在当时或事后似乎都别无异议，且早已为史家所采信，几成定论。然而，曹聚仁的《也谈黄秋岳》却依事论理，直陈己见，对此案的基本案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也谈黄秋岳》文章不长，仅700余字，这是曹聚仁在看了《大公报》“古与今”专栏两次登载的《黄秋岳父子汉奸》后所写的一篇时评。曹聚仁言之凿凿地写道：
“黄秋岳父子，以文士的散漫习气，终于替日本方面做情报工作，那是事实。但做情报工作，乃是他做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时期，他实在也很懒，只是把政治会议的决议案原封不动交给日本使馆而已。这样，日本方面所公布有关国民政府的政治会议决议案，和南京方面一样迅速。这就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怀疑。经过了侦察，知道和黄秋岳的秘书工作有关。因此，一九三五年春天，便把黄秋岳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他就失去了参与机密的机会了。邵力子先生也对我说：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
作为当年叱咤风云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申报》及《大晚报》战地记者，曹聚仁以其可靠的材料来源，充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对于政府当局及新闻传媒所指控黄秋岳父子向日本人出卖情报的犯罪情节，予以了准确而精当的辨析，并援引国民党元老、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话，加以证实，从而使这一案件在基本案情上，便与当时的主流舆论，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与此同时，文章还以有关背景材料为依据进一步写道：
“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因此，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他们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着黄秋岳父子来送情报的。到了今天，还说出卖长江封锁计划，也就等于说‘九一八’之夕，张学良陪着胡蝶跳舞一样，不合事实。”
曹聚仁做出上述结论，绝非为汉奸洗冤，而在于告诫世人要记住“众恶之必察”的明训，强调对于史事的考辨须得真实可信。由此，他在文章的结尾中肯定地说：“所以，黄秋岳父子是汉奸自不待言，但他们并没有出卖长江封锁的机会呢。”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政当局策定“封锁长江”的重要军事方略，是当时试图遏止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后挥军南下直扑中原腹地，以转移其进攻方向的一大战略部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毛泽东即率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向正在庐山的蒋介石发电，称：“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面对着日军恣肆妄为，一再扩大战争事态的侵略暴行，国民党军政当局从7月11日始，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先后召集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等十多个高级将领，在南京举行了多次“卢沟桥事件会报会”，以策划应对方略。此后，随着战局的急剧演变，参加会议者已经从军方各部院长官，渐次扩大到国民党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交通、民政、宣传等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
在7月30日举行的“卢沟桥事件第20次会报会”会上，与会者认为，平津的相继失陷，表明北方战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此间驻沪日军一再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更何况上海之敌直接威胁着南京，光是日军在长江沿线如南京、芜湖、汉口、重庆等租界驻防的海军陆战队和各地隐藏有大批“在乡军人”的日本侨民，就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潜在力量。中日之间一场全面的战争势在难免。与其任日军逞优势装备从华北长驱直下，不如从上海与之开打，一则可以促使西方各国居间调停，二则诱其溯江西上，使其机械化装备在两岸山岳地带顿失优越。为了先机制敌，力保淞沪要地，不仅须马上在上海组织防御，而且还要主动寻求战机，故决定立即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对长江实施江面封锁。
江阴位于沪、宁之间，与北岸靖江隔水相望。江水流经此处，河岸骤然狭窄，最宽处不过两公里左右。按既定计划，将由海军部派“通济”等10多艘舰艇以及部分民用船只沉于长江航道内，此举一则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攻击南京；二则使上海的日本舰艇孤立无援，而中国海军可以乘机狙击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艇、商船，并将长江内日舰及沿岸各地日侨一举加以控制，以此作为与日方谈判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筹码。
可是，这一方略未及实施，汉口日侨及海军陆战队却在8月6日突奉日本政府训令，紧急撤退。到了8月7日，长江沿线各地驻防租界的3000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70多艘舰船，以及2. 9万人左右的侨民，先后疾速顺江东下，仅一夜之间，便强行冲过江阴要塞。实在迅雷不及掩耳！俟国民党海军接到命令强行拦截时，扣住的就仅只有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丸”及“大贞丸”了。
事后得知，日舰悉数撤出长江水域的行动，从命令下达到最后撤退结束，其安排布置相当完备周详，可见是早有准备。长江中上游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几乎是在突然间停止了一切活动，他们包括男女老少、大人孩子在内，一窝蜂地涌上码头，登船撤离。许多日侨甚至连家中的贵重物品也悉数扔下，有的家里电风扇都没顾得上关；位于汉口的日本大石洋行，就连摆上桌的饭菜都尚未动一箸，便已是人去楼空了。
作为“卢沟桥事件会报会”参加者之一的邵力子，之所以会对曹聚仁说“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应当是有根据的。因为这种极度秘密的高层军事会议，每一次到会人员的或增或减，都有详尽而明确的记载。
如此说来，黄秋岳向日本报告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一事，果存蹊跷，与实情大有出入。
如果恰似曹聚仁所说，黄秋岳早在1935年春便被当局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了，可为什么一直到事发两年之后，才会被当作“向日本出卖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的间谍被处决呢？
这是不是意味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当局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
黄秋岳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黄玉柱是清咸丰年间举人，父亲黄彦鸿曾为清光绪朝的翰林；此人自幼随外祖父读书，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乃有“神童”之誉。
1903年，年仅15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今北京大学前身）。因其年少聪慧，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乃至于与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并随之与当时国内名盛一时的书画俊彦、文人学士、诗词名流、显宦子弟如杨度、陈师曾、张大千、徐志摩、况周颐等过从密甚。
黄秋岳从京师译学馆毕业后，被清廷授以七品章京衔，分发至邮传部任职。北洋政府时代，他曾先后在陆军部、交通部、财政部等处任秘书、佥事、参事及国务院参议；北洋军阀覆灭后，他蛰居京华，一度出任《京报》主笔；后以熟悉阁部公文为由，于1932年得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引荐，入由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秘书。
由于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使得黄秋岳在北京生活期间如鱼得水，更兼之其兴趣驳杂，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缘与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共结诗社，相偕郊游，足迹遍及京郊山水胜境、琳宫梵刹。
30年代前后，黄秋岳以其在掌故考据方面的厚实学养，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了其笔记体文章《花随人圣庵摭忆》。此作所述文史掌故，举凡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70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诸如祺祥政变、海防之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两宫西狩、东南自保、割台事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皆有所备述。因其若干篇什无不以材料翔实、论述完备，文字清丽、华采灿然的显著特色而广泛传播，故其作品备受学人青睐。
另外，黄秋岳还有着超逸的诗、文造诣。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陈衍曾在《石遗室诗话》中评议他说：“秋岳年幼劬学，为骈体文，出语惊其长老。从余治说文，时有心得。世乱家贫，舍去治官文书，与同学梁众异、朱芷青最为莫逆，相率为五七言诗，遍与一时名士唱和。”正是由于有这些诗坛大佬们的称赞，因此便使得黄秋岳才名远播，极受当时的《四朝诗史》、《光宣时诗坛点将录》等诗学专著所推重。
假如曹聚仁所说不谬，那么像黄秋岳这样既有一定社会声望，且又不伤大雅，早已是个无职无权没落政客了的末路文人，当局就是杀掉他也根本不算什么！
黄秋岳伏诛之日，正是淞沪抗战处于胶着状态，国民政府寄希望于美、英、德、法诸国从中调停以期尽快打破僵局之时。此间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正在“抗日救亡”的呼声中为遏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做殊死斗争。因此，黄秋岳的死，除了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欢呼浪潮之外，似乎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关心所谓“罪刑法定”之类的法律问题。
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服膺政府的这一战时“肃奸”之举措呢？事实却也不尽然。1943年，著名掌故学家瞿兑之受黄家亲属所托，在北平将《花随人圣庵摭忆》辑录成书，得423篇，凡45万言，付梓发行。其在序言中说：
哲维瑰才照世，中道陨蹶，非所及料。区区随笔之作，固不足引重，然即此已略窥其怀抱寄托，与夫交游踪迹，盛衰离合，议论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时政教风俗之轮廓，亦显然如绘画之毕呈。所谓明乎得失之迹，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非与求之于古，盖容斋洪氏之伦也。
当时，北平虽为沦陷区，而翟氏尽管只称黄秋岳“中道陨蹶”，实乃“非所及料”，然而对其案情因由，却也讳莫如深，仅用“骤被独柳之祸”六个字一语带过。（按当时公开报道黄秋岳汉奸案时称，正当他到玄武湖一棵孤柳树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人员交接情报之际，被南京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派出的侦缉干探一举擒获——本文作者注）
瞿兑之先生解放后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出身于簪缨世族，阀阅门第，其父乃清末光绪朝的军机大臣翟鸿礻几，岳父为上海大官僚、大商人聂仲芳，岳母乃是曾国藩的幺女儿曾纪芬。瞿本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青年时代曾一度出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顾维钧的秘书长，也是位熟悉官场黑幕、擅长以史家眼光观人论事的正直知识分子。瞿兑之以“春秋笔法”记叙黄秋岳之死，显然有其难言之隐。鉴于《花随人圣庵摭忆》所特有的史乘价值，他仍凭藉自己的超卓识见和不囿凡俗的学术眼光，为此书的首次付梓竭尽了全力。
在序言的结尾，瞿兑之不无悲哀地写道：
“英英神理，如在目前，不得从容互相赏析。乌乎，伤已……”
虽然这一版《花随人圣庵摭忆》仅印行一百部，而且多为分赠各位乡谊故友，但毕竟为我国近代史的研究留存下了这一部几乎湮没殆亡的重要参考资料。
1947年春，陈寅恪先生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有感而发，曾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篇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诗毕，意犹未尽，先生复题短跋于后：
“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为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溥，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陈寅恪先生对于黄秋岳汉奸案的最先反应“闻祸费疑猜”，显然是有其道理的。尤其是在“世人皆为可杀”的情势下，他在诗的结尾处写下“见说?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之句，应当包含着更多的无奈与悲哀。然而，毕竟是事关民族大义，所以他只能以“未可以人废言”的忠告来劝勉世人正确看待黄秋岳及其《花随人圣庵摭忆》。
抗战期间，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老人在北平沦陷后，拒药绝食，忧愤而逝；先生自己携妇将雏，远走大西南，流徒万里，八年离乱，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乃至因病双目失明，延医无门，成终生之恨。按理而论，假如黄秋岳真像政府当局及新闻传媒所指控的那样，陈寅恪断然不会也不必要对其下场有如此“闻祸费疑猜”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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