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第一辑的“编后”曾以《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为题，发在去年五月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提到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并遵守学术规则，已经成为共识，并逐渐得到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所谓的“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就是希望用“情怀”来补“规则”的缺失。
之所以谈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现代中国》是学术刊物，但作者们大都有比较强烈的文化关怀。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既可能是一个综合性质的、跨越不同学科的课题，但也可能是一种延续着传统而又关注着当下的眼光。这就决定了其必然介于历史研究与当代批评之间。第一、二辑里的许多文章，像孙玉石借1930年代的“晚唐诗热”讨论新诗中“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周小仪借1980年代的“美学热”分析审美如何“从救赎到物化”、王德威讨论“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洪子诚谈论左翼文学与“现代派”、罗志田研究季民初的“历史眼光”、罗岗分辨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等，都既是历史命题，也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可以说，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往这方面走。这是一种有传统的“现实生活”，或者说是一个仍在不断生长的“新传统”。
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理念，乃是晚清以降“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反省这一新的“传统”（学界一般将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断为“传统”），既是历史，也是现实。面对这一正在生长、并对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发挥巨大作用的“新传统”，研究者的态度与方法，既是史学，也是批评。如此立足史学而又纠缠现实，正是我们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特点。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他们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说是其出版方向与我们不谋而合，很愿意出版这一学术集刊。
从《学人》提倡“学术规范”，到《现代中国》讲求“有情怀的专业研究”，这里有何深意？在我看来，规则是一个入门的东西，不可不谈，但也不可过分倚重。对于学者来说，除了规则，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在学术之外，对当下有所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合格的“专家”，便不是最高境界。另外，我在九十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超越规则》，其中提到：“建立规范是为了超越规范。‘规范’在其方生未生之际最有魅力，一旦定型并建立起权威，对探索者又是一种压制。只是针对如今蔑视传统不守规则的时尚，才有必要再三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学术走上正轨，规范化局面形成，那时又得强调超越，怀念那些胆大妄为的‘野狐禅’。对于具体学者来说，从守规则走向不守规则，是治学的正路。”尽管最近中国学界连续出现抄袭等不幸的事件，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学者在遵守规则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以及学术上的追求。
我发现《现代中国》第一、二辑中的不少作者曾在当年的《学人》上露面。和名震一时的《学人》相比，《现代中国》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学人》第一辑上那组“学术史笔谈”影响很大，确实凸显了其注重学术史研究的特征。《现代中国》第一辑中，也有几篇属于学术史清理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有所联系。这回的特点，在我看来，是从学术史研究走向学科重建。讨论文学史应该怎么写，俗文学又是如何成为一时学界的中心话题，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以及当代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张力等，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同样是学术史的眼光，九十年代我们关注的是学术思潮、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现在我们更关心具体学科如何重建。换句话说，还在讨论学人、学科史、学术范型，但侧重于建设性，把学术史的思考和文学史、社会式、思想史等的重写结合起来，并把重点放在后者。
跟《学人》相比，《现代中国》本身文章的取向有什么异同吗？
某些方面是有延续性的，比如，不规定每篇文章的字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现在的“核心期刊”大都规定论文必须控制在一万字左右，不管是《学人》还是《现代中国》，都允许作者从容论述。还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主张“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喜欢大而无当的空论。集刊出来后，有搞文摘的朋友告诉我，文章都挺好，可无法摘，很遗憾。我说，这可正是我们的特点——强调缜密的论证，而不仅仅是精彩的假设。玄想与宏论，不管是谈东西还是说南北，都容易摘；只有一环扣一环的完整论证，是无法摘的。而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有感于中国学界太看重“观点”，而相对忽视“论证”，我们希望从具体题目做起，而且要求细针密缝。每一篇精彩的论文背后，很可能隐含着作者关于社会、人生、学术等的大见解，但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或天马行空，或借题发挥的理由。
与《学人》明显不同的，主要是《现代中国》对论述对象加以限制。我们不发外国文学的，或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人》停刊，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便是：九十年中国，学术刊物少且多有禁忌，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无法面世，那时我们做综合性的人文研究期刊很合适。现在不一样，再办一个无所不包的学刊，不是很恰当。所以，我更愿意做《现代中国》这样有明确专业分工的学术集刊。比起文学、史学、哲学等分科论述来，我们有跨学科的意味；比起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述，我们又相对专业化。
是否可以说：它针对的是二十世纪的“精神生活”或是“文化事件”？
没像你说的那么玄。我们的自我界定是：关注“现代中国”的人文研究集刊。如果包括社会科学的话，比如经济呀，法律呀，都弄进来，我们把握不准。谈“现代中国”，从晚清一直说到当下，大体上是这个范围。至于研究课题，虽然欣赏跨学科的论述，但不强求。只是目前的格局有缺陷，你一看就明白，中文系的力量太强了。以后会逐渐增加史学、哲学、教育、艺术等专业论文的比重。
《现代中国》的稿件来源是怎样的呢？看第一、二辑，似乎是以北大为主。
原先编辑部拟了个征稿启事，被我否决了。原因是我们的人力及篇幅有限，没能及时处理来稿，那样很对不起信任我们的作者。另外，这背后还有我的意图：办一个性格鲜明的的学术集刊，而不只是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每辑都会约请校外志趣相近的朋友赐稿，也酌收个别自然来稿，但主打部分，依靠的是北大的同行。我相信北大有这样的学术实力。就像当年的《新青年》一样，不拒绝外稿，但希望保持明显的自家风貌。
《现代中国》上的书评和“博士论文提要”都颇受赞扬，我记得《学人》是没有书评的。添设这两个栏目的意图是什么？
《学人》不发书评，考虑的是出版周期，单就迅速推荐好书这一功能而言，半年刊无法与周刊或月刊竞争。《现代中国》之所以强调书评，每期评价近两年出版的十几本专业著述，带有推介性质，因而不管人家评过没评过。同时，我们想借此呈现自己的学术标准———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哪些书值得认真推荐。现在做的还很不理想，原因是好多专业人士不屑于或不擅长撰写学术性的书评。总的来说，这一栏还会加强。
《现代中国》的“博士论文提要”，是否只放北大的？
有人建议说也可以放一些其他大学的。目前的想法是只放北大一家。这个“提要”影响很大，好多国内外的学者都找来看，目的是借此了解北大学生的思路。最初的想法也是如此，不求别的，只希望展现这些论文的基本思路。开始也想弄其他大学的，但一着手就发现很麻烦，因国内各大学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数量很多，无论如何取舍，都是顾此失彼。而且，按目前的篇幅，一年两辑，放北大的也就差不多了。这本来就带有史料性质，不是评比，更不是提供榜样，一旦选用别的大学，就有“话语霸权”的嫌疑。
《现代中国》会采用时下学术期刊流行的匿名评审制吗？
不会，也不敢。现在中国的学术杂志都标榜“匿名评审”，我们不搞。一是没那个人力与物力，不好意思追随潮流。另外，办报办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是争取第一，即办成某领域内说一不二的“权威刊物”；一是特立独行，要求性格鲜明，且有明显的文化关怀———此乃《新青年》以降新文化人的思路。前者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需要众多专家的公平鉴定，“匿名评审”可以杜绝滥竽充数者。后者的选稿标准，并不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指标———很可能采用虽不成熟，但很有冲击力的论文，而排斥学术水平很高，但志趣完全相反者。参与匿名评审的专家能保证稿件基本达标，但不会考虑集刊的整体风格是否明晰，有无自家面貌。我希望《现代中国》不仅仅是发表论文的园地，还能体现北大诸君的学术理想及文化追求，这样一来，我们不敢标榜“公正”。如此手工作坊式的操作，属于有泥土芳香且不太规则的“农业”，而不是标准明确且规模化生产的“工业”。
您希望这个刊物面对什么样的阅读群体？发不发表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集刊的拟想读者当然是专业研究者。只是由于这个学科本身的特点，也可能会有不少专业以外的人士感兴趣。至于发不发表当代中国作家的论述，取决于是否将其纳入大的历史视野中来考察。若是纳入，我们很欢迎。比如第三辑上就会发表戴锦华、张颐武、韩毓海、贺桂梅等关于当代传媒和社会文化的一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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