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陈广宏先生提议翻译拙作，我真有点受惊。一来没想到我那本英文书传到中国去了，二来怕中国人会觉得没看头，因为毕竟是为外国人写的，解释了很多外国人不会知道而中国人一定知道的事情。还有一层，就是怕拙作已经过时了。我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是在60年代，那时候在本陆和台湾，因为他做汉奸的关系，要是有文章提到他，只是骂他两句，一笔带过。到了1980年代则大不一样了，两岸发表了关于他的许多资料，1990年更有钱理群、倪墨炎两位的长篇专论问世。国内学者知道的掌故比我多多了，了解情况也比我深，我拿什么见中国读者呢？至多只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看洋人怎么对待这个又新又旧的中国文人。
不过，我倒也不便太谦虚。说来不好意思，我重新看旧作竟觉得写得还不错，似乎我年轻时脑子相当清楚，论事有条有理，不像现在典型的老糊涂，而且当时也很努力读书，搜集了杂七杂八古今中外的资料，甚至可说那是我对中国文化知识最丰富的时候。其实也理应如此，刚读完了周作人所有的书，不就是受了很周全的教育吗？只可惜，灌进来的不能牢记不流失，后来多半都忘了。现在回想起来，所谓“后生可畏”会不会是这个意思？
然而原著的写法——既然里面谈上了桐城派，不如说“义法”吧——也有短处。这本书本来是博士论文，而那个东西是不饶人的：学生不必说要吃苦，考员也要看得吃力，要是像闲书一样好读，不够书院气。因此我下笔时力求行文缜密细腻，如今读起来，有些句子自己也要看两遍才能读断。那是说原文。译文如何，说实话我始终不敢问津，只希望它更贴近读者，不似我句法时而繁杂，时而紧凑的。译书已经够费事，译者自然不要原作者来纠缠，说什么地方不信、达、雅了。“费事”两个字是有特指的。我钻研周作人的著作不免受他的影响；自己做了”文抄公”。那么翻译起来要把所有抄录的汉语文段都还原，确实是找来浪费事。但是找出来之后，又便宜了译者，只需把原来的中文字照抄，不像我译成英文时那么伤脑筋。中国审美学上某些字眼实在没法翻译：诸如风呀、气呀、趣呀、韵呀，长点的如清真雅正呀，都有特殊的含义，怎么能用蟹行文字点破？
无意中谈到正经事了，此书的主要内容正是中国传统审美学。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可是古老的，很有中国特色8。以他的嗜好为中心，渐渐推广，差不多可以包罗中国审美系统，只有阳刚豪放一方面除外。传统本来留存在古书里，看古书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我古文很差，时间也有限，只好靠现代学者代为分析解释。幸亏中国有一代卓越的学者，像郭绍虞、罗根泽、钱穆、徐复观、朱自清等，著了好书，让我拾牙慧。我能做的只是挑选、整理，跟周作人的论点搭配一下，偶而再加些案语；充其量，因为观点不一样，可能看出了某些新的纹理来，也未可知。
我近年来改弄翻译学，不再管文艺理论，连周作人的文章也不怎么看。就是看、也只是想找出有趣的文章来翻译，所以对周作人的散文写作倒是有“意见”，对他的文学观反而没有新的见解。这么一来，自己以往的谬论元从纠正，只好请别人来挥朱笔了。
我只有一点不肯让步：从前我们做学问都持着就事论事的态度，不唱高调，不须看什么摩登圣人的伟论而定方向。我重读旧作，觉得这是个大好处。
（注：本文是作者为其《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的中文译本所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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