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建国前夕）我曾函告侯氏，告诉他：“西方之书是指佛经。黄庭坚《山谷全书》卷十九《与潘分阝老》之四：“西方之书论圣人（世南按：此指释迦牟尼）之学，以为由初发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无委曲性。”即其明证。对于欧洲，明万历以来迄清末，士大夫称之为“泰西”（龚自珍《常州高材篇》即云：“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如攻雠。”），并不称“西方”。至于说龚氏研究“西方之书”太晚，不见于言论，这是侯先生误以“西方之书”为欧洲新学，从而认为龚氏诗文中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一类词语，以及包含这类内容的著作。如果正确理解了“西方之书”是指佛经，那么，《龚自珍全集》第六辑，从《正译第一》到《最录神不灭论》，共49篇，全是谈论佛经的文字，怎能说“不见于言论”呢？
可能因当时战乱关系，他没有收到这信，所以其书1956年8月第一版，1980年2月北京第四次印刷，仍然未改。
1978年，我第一次写信给钱钟书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回信中说侯氏“庸妄”。直到1995年11月《记钱钟书先生》一书在大连出版社出版，编者在我的《记默存先生与我的书信交往》一文“非侯君庸妄之伦”句下加注：“参看《管锥编》681页。”我才知道钱先生也有这样一段话：“近世学者不察，或致张冠李戴；至有读魏源记龚自珍‘好西方之书，自谓造微’，乃昌言龚通晓欧西新学。直可追配王馀礻右之言杜甫通拉丁文（《四库总目》卷一八一《五公山人集》）、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趋庭随笔》）也。”
其实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前言中已经说过：“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就是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任务，这是在鸦片战争后逐步明确起来的，龚自珍生前并没有来得及把它作为自己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可是因魏源曾在《定庵文录序》中说过龚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书’的话，长期被误认为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依据。虽有人曾经指出过，但误者仍误。其实，这个‘西方’不是指代表资本主义的西方，是指佛国的‘西方’。即龚自珍自己在《题梵册》一诗中说的‘西方大圣书’的‘西方’。这不只是对一句话的误解，而是牵涉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进程和龚自珍思想的评价问题。”
以上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学术界应该再不会误解了。
然而，2000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经学与政治》（汤志钧著），P102有这么几句话：“龚自珍1841年就去世了，如果不是早逝，他也会像林则徐、魏源一样，认真研究西学的。”下自注：“魏源：《定庵文录序》谓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见《魏源集》第1236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显然，汤先生还在蹈侯先生的覆辙。
而且汤先生还自相矛盾：既然龚自珍自称“造深微”，您为什么还惋惜他没有“认真研究西学”呢？
“尤”误作“犹”，这是侯先生、汤先生和《魏源集》（1976年版）共同的。从文气看，魏文先言龚的经学、史学、文学，然后言其佛学，这和他的思想历程是相符的。他的《己亥杂诗》，是个人一生的小结。其第一○二首云：“网罗文献吾倦矣，选色谈空结习存。江淮狂生知我者，绿笺百字铭其言。”附录某生与友人书，等于此诗小注。信中说他“倦仕宦，牢落归，恐非复有网罗文献、?辑人才之盛心也。所至通都大邑，杂宾满户，则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态。其客导之出游，不为花月冶游，即访僧耳。”正符合他“晚尤好西方之书”的情况。至于魏源在下面加一句“自谓造深微云”。“自谓”二字，是委婉的讽刺：岂有对佛学理解已达深微境界的人，同时又作花月冶游的？
侯、汤两先生都是知名学者，何以都不了解“西方之书”的真义？我以为主要还是学问根柢不扎实，尤其对明、清以来的文化风习不熟悉，对研究对象的著作也没有全部细读，否则评论龚自珍，怎会对他的全集的前言也不看呢？另外，对同时学人的匡谬之作也没有及时了解。《管锥编》不用说，就是我对这问题的文章也已发了三篇：（1）《记默存先生和我的书信交往》，已见前。（2）《怀念钱钟书先生》（《百花洲》文学双月刊1996年第2期）。（3）《从对侯氏的匡谬谈到学问功底的重要性》（《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5期）这些都在汤先生出书之前。
现在，我恳切地要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手把侯氏《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错误尽量纠正过来。汤先生也自行改定其书。学术界大家从这事吸取教训，不要再自误误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