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出革命的书。文艺性质的东西比较容易接近群众，我们出版社出版了相当多的文艺书籍。二是统战工作。
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书店，都是在上海成立的。抗战以后就搬到武汉。我们在武汉的时间很短，就搬到重庆了。在武汉的时候，长江局领导我们，到了重庆就是南方局了。
我们的出版工作，大概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时期：
武汉时期。这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大家的情绪热烈，工作也比较容易开展。但是，就是在这时候，国民党也开始了种种限制。他们通过军警，经常来看看，还拿点书回去。
我们到重庆，至皖南事变，可以说是第二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事端，掀起反共高潮。他们为了限制“异党”活动，制定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查禁书报。我们三家书报遭到了迫害。他们经常派遣特务，装着买书的样子到我们书店来，东翻西翻，亮亮证件，拿一堆书就走了。后来又来搜查宿舍，抓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在邮局扣我们的信件邮包。
皖南事变到湘贵撤退又是一个时期。这时期最困难，白色恐怖严重，文化工作处于低潮。湘贵撤退以后，国民党由于兵败如山倒，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国际上美国和英国对蒋介石有许多指责，所以他们不得不稍微松动一点，于是又出现了较好的时候，呈现出繁荣。内战开始，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书店，完全是赤裸裸的。
大概出版事业就经历了这样的起伏。
我们党一直领导着进步的出版事业。皖南事变以后，我们三家书店曾经考虑过要不要撤退，要不要宣告停业。周恩来副主席明确指示：你们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坚持到他们来封门，就是你们的胜利。他们一封门就被动，就输理。周恩来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国民党反动派想动手，可始终没有动手，他们也害怕。
我们三家书店最好的时候，有一百多个分支机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浙江等地都有我们的书店。可皖南事变以后，这些分支机构一个个被封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叫我们改变斗争方式，要设立三线：第一线，即我们在重庆的三个书店站在最前面，面对面和敌人斗争。第二线，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就像孙悟空，摇身一变，变出许多小猴子。第三线，与别人合作办店。这样，尽管我们的分支店没有了，还保持着一个发行网。这个发行网，国民党是始终没有办法的。出版工作，当然不仅仅是我们三家书店在搞，还有许多人在搞。其中，也有些人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张静庐办了上海杂志公司，是出版界的老前辈了。他始终跟左翼作家、跟进步文化人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经营得很好，出版了很多书。姚蓬子曾经变节，但抗战时期，就出版方面来说，他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他的作家书屋出版了不少进步作家的书。我们也利用他们跟国民党斗争。我们团结了几十家书店，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会，几次发表声明，发表宣言，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要求出版自由。
抗战时期，纸张相当紧张，国民党把所有的纸厂控制了，我们拿不到纸，《新华日报》也拿不到纸。我们让张静庐、姚蓬子出面去要。后来我们又到凉山这些地方去，找地方上的小“绅粮”（四川方言，即士绅）办纸厂。这样一开拓纸源，就有纸用了。再后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来向我们借纸。
我们还去国民党行营要封条。当时寄东西出去是要检查的。但有行营的蓝封条贴在上面，就可以免检。我们去要封条，奇怪，有时管封条的人看也不看，就给我们几张，让我们自己拿回去贴。我们很高兴，回去就把延安带来的东西往包里放，打好包，贴上封条就寄走。包裹寄到其他城市后，也是要检查的。但是，我们也有法。比如寄到贵阳吧，邮局的人给我们出主意，叫我们不要去邮局取包裹。邮车还没到贵阳，还在花溪那里，他们就把包裹丢下来，我们的人就领走了。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周恩来同志，是他亲自领导、亲自指挥我们作战、指导我们工作的。周恩来对作家非常关心。当时，进步作家不仅政治上受压迫，常有被逮捕的可能，生活上也十分困难，洪深就曾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理就曾经交代过我们出版社的黄洛峰同志，要他开个名单，给最困雄的作家送稿费。他说：直接送钱不好，作家怎么会随便收你的钱呢？你出个题目，请他写一本什么书，先把稿费给他就完事。他交不交稿，你别再去问。我曾经办过这样一件事。有位京剧演员叫金素秋，住在一个臭水沟旁，相当困难。八路军办事处陈舜瑶同志让我想法送点钱给她，如果不够，还要想办法多给一点。她写了个京剧剧本叫《残冬》，陈舜瑶叫我拿来给印出来，不管好卖不好卖，反正说卖掉了，送她一笔钱。解放以后，金素秋在昆明任京剧院院长。
这样，我们的经济自然更困难。八路军办事处便支援我们。但是他们也非常紧张。记得有一次，童小鹏从八路军办事处给我们送来三千块钱，没隔多久又拿了一千回去。他说，八路军办事处揭不开锅了。
为了解决我们的经济困难，我们也努力开拓财源。我们开过饭馆，开过文具店，还卖过西药。我们尽量不向党要钱。相反，我们还克服困难，把书往延安运。有次博古来，我搜购了几麻袋书，让他带往延安，不幸飞机失事，在黑茶山遇难。抗战八年，我记得仿佛只向曾家岩要过一次钱，那时实在是太困难了。
重庆的民生路，是一条值得纪念的路。毛主席到重庆这天，民生路放了四幅很大的毛主席像：《新华日报》门口放一幅，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门口各放一幅。而且在书店门口还贴出了三联书店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毛泽东印象记》一书的广告。当时在重庆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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