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宋学》作为宋代文学学会会刊，是2000年4月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的一个成果。如卷首语所述，会刊驭名“新宋学”，乃取陈寅恪对近现代学术的命意：“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编者取此，一方面希望接承陈寅恪所揭示的现代学术传统，以中西汇通的眼光力预世界学术之流；另一方面也想以综合性的“新宋学”概念为宋代文学研究拓展新的学术空间。编者以为宋代文学研究如果要在理论观念、学术格局、研究视野上深入发展，尚需依托相邻学科的支撑。因此，作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学刊，不仅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关注其它学科中与文学相关的新成果。本辑共刊载了二十五篇论文，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是钱钟书的《＜宋诗纪事补正＞摘抄》。读过钱先生《宋诗选注》等书的人无不惊服他对宋代文献的精熟，本文则更具体地展现了钱先生这一神采，让人感受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学养，更真切地体味到那种渊博、严谨、精细的学术精神。
实证性论文在本辑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如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摘抄》首次对这部正史目录志作了匡补；王兆鹏、陈为民的《邓肃年谱》、陈福康《郑思肖诗文考述》也对宋代两位特殊人物的生平与著述作了具体考证；刘荣平《释“知君种年星在尾”》由细解一句诗来考释元初遗民一次活动的时间；此事已经黄宗羲、万斯同、夏承焘等名家多次发覆，但作者仍能运用古天文学及现代天文学资料提出新见；李剑国《秦醇＜赵飞燕别传＞考论》通过考证，将这篇传奇的著作权完全还给了宋人，进而分析了这类托名传奇的创作特点；王伟勇《唐诗校勘宋词示例》，以一些成功的校勘个案说明唐诗在宋词的校勘上的特殊意义，并总结出具体的操作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薛瑞生、孙虹的《清真事迹新证》为一篇洋洋四万余言的论文，全面检讨古今关于周邦彦生平的史料与研究，对其生平事迹作了更细密的考证，匡正了自王国维以来诸多误说，堪称近年清真研究中的力作。原创性的发现本身是学术研究本体，回归这一学术本体也是近年来学界强烈呼吁的问题，实证性与原创性，也应是实践新宋学精神的首要之务。
又如关于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此前较少有人作深入研究，可能是因为科举制至宋代已成熟定型，可探索的话题不多。在本刊中，傅璇琮、龚延明《＜宋登科记考＞札记》、朱刚的《论秦观贤良进策》、祝尚书《论北宋科学改制与南宋文学走向》三篇论文部表明了这一课题对于宋代文学研究仍极有价值。傅文介绍了他们从事了近十年的重大工程——《宋登科记考》，对宋科举制度变迁及相关史料作了考辨。这项工作，如同实物考古一样，不仅善于发现直接文献，而且还能在其它文献中获取有关信息，复原出宋朝这一盛制的原始形态。作者指出在两宋118场考试中登第人数达十万至十一万之间，而可考人物已达四万，令人叹服；朱文从考定少游进策时间及与苏轼关系入手，以翔实的史料勾勒了元祜三年科场内外复杂的关系，还原出了一幕逼真的历史场景；祝文分析了两宋举试中诗赋的罢禁与恢复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其中于南宋四六文之再兴原因的分析确实切中肯綮，揭示这一文体在唐宋古文运动后得以绍续与兴盛的原因。其它如周裕锴《元诗风的趋同性及其文化意蕴》，从诗论、创作及学术背景方面解释元祜诗风形成原因，表明作为“三元”之一的元祜诗风及一代才子有意追求的结果；赵维江《论12至13世纪南北词坛的不同走向与互动关系》，从词风地域特征方面分析了南北文学交流的问题；施议对的《以批评模式看宋代文学研究》，以词学研究中的具体实例分析了现代词学批评模式的演变及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强调了解读词体结构的意义。这些文章体现了学刊思辩与实证并取的学术取向。
本期中有几篇“非纯文学”论文，也反映了编者注重多学科渗透的用心。如诸葛忆兵《论宋代三省制之演变》、党芳莉《论宋元之际吕洞宾传说》、陶丰《王安石新学兴废述》、曾亦《从朱子与湖湘学者论知行关系看阳明对朱子“知而不行”的批评》等，或论职官制度，或论民俗、或论学派传承。作者多能不受专业局限，由文献自身中发现问题。将研究对象落实在文献自身，而不只是由专业分工来预设命题，切割材料。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在现代学术史上，文学研究可能最早脱离了传统学术模式，然而由于片面追求学科的独立性，也使得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空间日趋狭窄，主观化的形异实同的重复结论越来越多。其实，文学创作的独立意识与学术研究的规则是两个不同领域里的话语。作为学术研究，古典文学在本质上与传统考据学仍是不可分割的，学术的“文学化”与文学“学术化”一样是不可取的。因此，现阶段强调文学研究与史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不只是拓展文学背景的研究，同时也是强调对传统学术的回归与检讨，全面汲取古典文本资源。
近年来，宋代文学也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宋代文学，往往能新人耳目。如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在西方学院派艺术理论中影响甚大，他既注重以艺术的外在条件如文化交流、制作工具、生活方式等因素分析各时期的艺术风格，也重视分析艺术形式诸要素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信息，这种互动式研究对于文学史确实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本期刊发的傅君劢《中国诗歌经验的理论阐释：对宋诗史的反思绪言》一文，极自然地将这一研究模式导入到文学研究中。作者先以康德审美判断力及天才艺术论阐释贡布里希艺术风格论，再分析唐宋文人的情感意识与诗歌模式的构成与变化，并提出了宋诗的“美学史”问题，认为诗歌的审美要素反映了经验的可释性，应从作品形式要素作具体分析。又如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运用印刷史相关成果，分析了苏集在宋代广为流传的历史现象，以传播学的观念说明印刷时代文学创作的一些新特点；浅见洋二《标题的诗学：论宋代文人的“著题”论及其源流》分析了宋人诗论中关于诗题的看法与源流，作者由苏轼画论入手，将这一“著题”与诗话诗格中“形似说”相联系，从题目与内容的角度对“形似说”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都善于选取细小常见而又未曾为人说透的问题，不仅角度新，而且考释文献也较细密。另外，如原正树的《森川竹溪的词牌》一文介绍了日本近代词宗森川竹溪的《词律大成》一书中所收词牌的特点与价值，此书虽未全部刊行，然由本文介绍看，作者以后学之精与新见资料之长对万树《词律》作了新的补正，如其中引用了中国学者不太关注的《高丽史·乐志》材料，就很有价值；又如金贞熙《对几种朝鲜宫廷舞源流之考察——唐宋乐舞流入高丽研究》也是利用《高丽史》及其他韩籍中的记载，说明了北宋大晟乐舞传至高丽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国典籍已失载的词曲表演特征；曹圭白《宋朝苏东坡与李朝金秋史比较研究———以苏东坡海南岛与金秋史济洲岛流配文学为中心》将两种同质异时的文学家作比较，由此亦可见出东坡在韩国的影响。这些都显示了域外汉籍对于研究宋代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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