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演讲题目，使我产生两个联想。一是关于文学，英国人王尔德有一句名言：“文学就是撒谎。”一是关于记忆，法国人蒙田也有一句名言：“撒谎需要好记性。”这个题目经我一联想，居然都与撒谎有关了。
蒙田可能是文学史上特别强调自己缺乏好记性的一位大作家。他提出这一观点，我猜想有两个目的，一是说明他自己从不撒谎，二是告诫没有超强记性的人不要撒谎。而后者是重点。他担心许多人由于不了解撒谎需要好记性，自作聪明地误以为撒谎不容易被戳穿而屡屡撒谎。蒙田的观点是真理，现在已经成了常识，因此他的名言也就不太著名。
王尔德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然宣称文学就是撒谎的大作家。他提出这一观点，我猜想只有一个目的：告诫人们不要从道德角度来评判文学，因为撒谎是恶德，根本无须讨论。文学作品固然有好坏，但好坏不在于是否善，也不在于是否真，而仅仅在于是否美。好文学就是撒谎撒得高明，看上去像真的，尤其是看上去很美；坏文学就是撒谎撒得不高明，看上去不真，尤其是看上去不美。即便看上去不真，但只要很美，就依然是好文学。这就是他被称为“唯美主义者”的原因。我认为王尔德的观点是真理，但同意的人不多，由于他的观点太出格，大多数人感情上无法接受，因而非常著名。
我不仅同意蒙田，而且同意王尔德。不同意王尔德的人，把文学称为“虚构”，其实意思与王尔德一样，但他们偏偏不肯承认虚构就是撒谎。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愿意把蒙田和王尔德的观点结合起来，称之为“王尔德－蒙田定理”，看一看由此能够得出一些什么结论。
撒谎需要好记性，原因在于，万事万物都是相关的，一个谎言实际上涉及撒谎者的整个生活乃至整个世界，为了第一个谎言不被戳穿，你就不得不继续第二个谎言、第三个谎言，用无数的后继谎言来圆谎，这不仅需要好记性，还需要极大的才能。比如先秦思想家邹衍虚构了五行假说，就不得不遍说天地万物，后世的五行信徒还不顾生硬地拼凑上五帝、五官、五爵、五谷、五脏、五色、五味、五香、五毒、五服、五岳、五星、五金、五方（其实“中”不能与“东南西北”相配）、五音（这使中国音乐没能从五音阶进步到七音阶）、五季（为此不得不在春夏之间添加一个莫名其妙的“季夏”）等等来帮忙圆谎。哲学、道德（含宗教，下同）、科学，是不允许虚构的，为了证明没有虚构，哲学必须遍说万物以证明合理；道德必须遍说万物以证明有益；科学必须遍说万物以证明真实。但文学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虚构，更不需要遍说万物以证明自己合理、有益或真实，而只需要在作品内部圆满自足，美而且妙，就是好文学。
大部分哲学教条和道德信念都不令人信服，因为哲学家和道德家只要有了一个基本教条和基本信念（实际上这些教条和信念是谎言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是真理的可能性），就习惯于霸王硬上弓地遍说万事万物，即便与万事万物的实际状况差别很大，哲学家和道德家们也会坚持到底。越是大哲学家、大道德家，越会坚持到底。甚至是谁能坚持到底，谁就成了大哲学家、大道德家。坚持到底并非不需要才能，而是需要极大的才能；能够坚持到底的大哲学家和大道德家，其实并没有证明其信念和教条就是真理，而仅仅是证明了：他是哲学天才或道德圣人。
科学家提出一个科学假设之后，也需要到万事万物中去验证，但科学家远比哲学家诚实得多。科学精神使科学家主观上较少撒谎（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不能因为哲学家和道德家的人格高尚就轻信他们），科学思维的逻辑工具使科学家客观上很难撒谎。没有好记性，撒谎容易被戳穿；而没有圆满的逻辑，伪科学就容易被戳穿。
如果在相当范围内没有例外，科学假设就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如果在一定范围内没有例外而在该范围外有例外，那么该科学假设在该范围内没有出现更好的假设之前，就成为该范围内的可信知识。迄今为止，大部分科学知识都属于有明确范围的非普遍性知识，这是科学知识比较可信的根本原因。而哲学家和道德家很少像科学家那样为自己的断言限定明确的适用范围，因此哲学教条和道德信念往往不太可信，如王国维所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那些不可信但可爱的哲学教条和道德信念，其实就是在撒谎，如果你一定要坚持，也不妨叫它们虚构。指责这些伪知识“不可信”，并且不因为这些伪知识“可爱”就姑息其“不可信”，主要是因为发明这些教条和信念的人硬要把他们的非普遍性教条和信念加以普遍化，或者错误地把他们的文学想象、文学虚构贴上非文学的标签。如果他们正确地把这些想象和虚构贴上文学的标签，那么读者就能够只欣赏其“可爱”，而不计较其“不可信”了。
令人意外的是，不标榜“可信”、只许诺“可爱”的好文学，不仅比科学（且不说比哲学和道德）可爱，而且比哲学和道德（且不说科学）可信，因为它在天然限定的范围（即作品）内，实实在在给读者带来了审美愉悦——除此以外，文学从来没有许诺过任何东西。对好文学失望的读者有两类：一、哲学家、道德家、科学家，或迷信哲学、道德、科学的人，他们想在文学中寻找文学从未许诺过但他想要的东西。二、既非哲学家、道德家、科学家，也不迷信哲学、道德、科学，但他们对文学魅力完全没有感觉，缺乏最基本的文学审美能力。如果两项占全，那就是不可救药的先天性审美愚人，上帝也拿他没辙。如果仅仅是第一类人，王尔德的话就能够让他们迷途知返。如果仅仅是第二类人且还未成年，尚未形成不可改变的偏见，那么理论上说，教育是开发其审美能力的有效方法，但也不排除开发无效的可能性——那就属于先天性审美愚人。作为万物之灵，先天性的审美愚人不多。审美能力的贫弱主要缘于后天的坏教育，刻意在文学艺术中寻找哲学、道德、科学所许诺但文学从未许诺过的东西的教育，正是最不利于培养文学鉴赏力的坏教育。
综上所述，王尔德宣称“文学就是撒谎”，并非在给文学抹黑，而是希望急功近利、误入歧途的现代文学回归其自身，不再重蹈哲学与道德的覆辙。如果文学家愚蠢地许诺“可信”之真，不仅放弃了“可爱”之美，还迫使文学去做自己根本不擅长的事情，最后必将遭到“不可信”的指责。这样一来，“可信而不可爱”的坏文学，就会遭到寻找美的好读者的唾弃，他们会因为对坏文学的失望而远离文学；而“可爱而不可信”的好文学，也会遭到寻找教条的坏读者的唾弃，他们会因为对好文学的失望而远离文学。一旦“可爱”不再成为文学的命脉，那么坏文学会连其许诺的“可信”也保不住（正如哲学家和道德家许诺的“可信”也常常靠不住），不可爱且不可信的伪文学就会全面侵占文学世界，真正的文学就会远离人类。而蒙田的观点“撒谎要有好记性”则提示人们，文学并非卡拉OK，记性太坏、才能太低的人们不应轻易染指文学创作，否则文学就会被糟蹋得前言不搭后语和漏洞百出，没有任何美妙可言。失去了美妙的文学世界，人类必将成为精神贫乏、生活悲惨的低等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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