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不是有名望的作者都会因名或因利这么羊头狗肉乱来一气呢？也不尽然。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自序”中讲过这么一件事：他《文化苦旅》走红后，上门要求出他散文选集的出版社很多，而余先生以“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为由予以拒绝。而出版社则以为“你怎么知道所有读者会买你所有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余先生以为此说有理，便由浙江出版社与东北“布老虎丛书”分别出版了《秋雨散文》与《文明的碎片》——两书内容主要都是从《文化苦旅》和当时尚未出版的《山居笔记》里边选出。书出之后马上有读者写信给余先生抱怨他重复出书，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可见出版社“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是自欺欺人）。余先生毕竟是余先生，马上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马上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内地陆出版《山居笔记》”（当然，后来因盗版猖獗，余先生还是在内地出版了《山居笔记》）。又比如钱钟书先生于1984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七缀集》，在序中，钱先生首先交代：“这一本文集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前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后书由香港广角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接着钱先生解释了为什么将出版了的书再合并出版的原因：“《旧文四篇》于五年前问世，早已经很难买到。《也是集》虽然在香港出版，但不便在内地销售。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写信诉苦。有一位读者——也许该说，一位无书而欲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也是集》和《旧文四篇》会聚在一起，在京沪出版，以便流传。我遵照他善意的建议，也借机会把前四篇大大改动一下，又在后三篇作了些小修订；删去《也是集》下半部，因为那是从《谈艺录》新本里摘选的，而北京中华书局就出版《谈艺录》全书了。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内容有新旧四篇文章，我想起古代‘五缀衣’、‘七缀钵’等名目，题为《七缀集》。”
文化的繁荣与读者的多样化，使得选本的出版发行成为不可避免的出版现象。于是问题就不在于该不该出选本及不同的书中该不该有相同的文章了，而在于作者和出版社究竟抱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读者：是为名为利，好卖就出，哪管是否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重复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呢，还是对读者负责，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完全从读者利益考虑，出得光明磊落？由李吉力、余秋雨、钱钟书代表的中国青、中、老三代学者，我们顺眼看去，境界渐高；而逆目回顾，却世风日下！真不知中国文化界是怎么进化的！
（广州寺贝通津黄金时代杂志社 孙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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