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放映了一部中国导演拍摄的由中国作者编剧，中外演员主演的电影，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俄国，而影片的主人公却是一群中国人，当然周遭的人物都是外国人。在影片的放映途中，一位作为评委的外国导演不满离席。后来人们追问原委，他说是因为影片的导演拍摄的40年代的欧洲生活场景太离谱，不仅有失生活真实，简直就是在欺骗观众。还有一部电影也是中国人拍摄的，讲的是90年代的俄罗斯，中国人依然是主角，在远东我见到一位俄罗斯电影人，他说，先不说这个故事多么荒唐，电影的名字就让人觉得恶心，叫《狂吻俄罗斯》！难怪后来有人抗议这样的片名。
1990年代中期，中国人依然不屈不挠地涉猎国际题材，什么《北京人在纽约》，什么《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大量外国人和中国人参差其间的连续剧。在北京的一个外国人就亲口对我说过，你们不了解老外，你们笔下的老外虽然都是高鼻子蓝眼睛，可是他们都跟新疆人似的——因为他们太中国化了！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现在的导演，看看50年来我们电影中的外国人形象就会知道，当我们丑化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时候，他们的形象是我们传统民族文学中的恶魔；当他们终于变成善良的好人时，却成了我们惯于想象的虚幻中的白痴！
其二，我们目前的文学创作处于诚信淡化的大背景下，或者换句话说，处在一个寻找真实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搬出虚构的故事，就显得具有相对的不可信性，即便作品或许会暂时讨好一下市场。就以《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样的题材而论，我个人觉得，它背后的故事还深深被埋在未知的尘埃之下。我有一种预感，它后面的故事还会涉及到更深刻的人文思想背景，从而引发我们对战争与人类关系的新思考。但是，这所有的内涵，或许不是文学可以承载的，起码不是这样一部通俗的文学作品可以承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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