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张洁的《无字》，掩卷沉思，感慨万端。由于喜爱的缘故，多年来我曾读过张洁许多的作品，而谈到对于《无字》的印象，我想借一言以概括，那便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洋洋三部、八十余万言的《无字》，其叙事切入方式采取的是女作家吴为的家族视角乃至个人视角。从吴为的外婆墨荷、母亲叶莲子到女儿禅月，四代女性不同的婚姻故事、爱情遭遇，都伴随着、见证着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沧桑，百年巨变。似乎是不经意间，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重要的历史人物，如“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重庆谈判、解放战争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如张学良、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与吴为一家四代女性的生活、命运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侧面的联系。作为女性，吴为们尽管始终处于二十世纪社会漩涡的中心之外，但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几乎是周而复始地演绎着面对着男性强权的女性血泪故事，吴为们也无可逃避地间接承受着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的冲击。如果说，造成墨荷悲惨命运的元凶是社会的落后与黑暗，其丈夫叶志清作为一个卑微蒙昧、随风飘荡的东北军下级军官对此既无谓也无奈的话；那么，叶莲子的丈夫顾秋水、吴为苦恋的情人胡秉宸，一个作为革命的同路人，一个作为职业的革命者，他们在历史风云中历经劫难，顽强拼搏，或被动或自觉地展示出了无畏忘我的气概，在婚姻、情感方面却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人性扭曲的可悲角色。《无字》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毫不矫饰的回望与惊雷迸响般的叩问，精髓即在于此。社会形态当然可以突变，而道德伦理的重建与进步、人性的进化与完善却需要经历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无字》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突变与渐变的巨大落差，就是男性的功利主义与女性的善良柔弱的无奈对峙以至两败俱伤。我们无须否认，作家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这种回望与叩问，在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等方面都多少带有“极而言之”的故意；正是这种“极而言之”，冷峻地甚至是残酷地掀动起读者的情感波涛，给我们的灵魂以强烈的震撼，亦内在地显现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迫人分量。
毫无疑问，在《无字》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刻画中，最令人动容的当是叶莲子的艰难人生历程，而最令人烦躁不安的则是吴为与胡秉宸的情爱曲折与反复。作为作品的重心部分，吴为与胡秉宸的情爱经历在表层上显示着一种惊世骇俗的抗争色彩，但其内里却充满着令人讶异的萎琐乃至不堪。胡秉宸的“做人”，居然能够自如从容地“做”到如此份上；而吴为的由执迷至醒悟、似醒悟仍困惑，终究难免陷入无边的黑暗而令人叹息。从历史的角度看，胡秉宸的“做人”绝技源自于环境的压迫，源自他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但当他自以为是地将这一绝技原封不动地搬用于婚姻与情爱领域（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表面看来他左右逢源、处处得手，实质上却一无所获、一败涂地。婚姻与情爱领域的游戏规则与政治领域毕竟大不相同，尽管也无法完全拒绝“功利”的浸染，却断然难容纯功利的算计。胡秉宸与吴为的情爱悲剧，外在原因也许可以归之为东方的群体意识、社会认同对于个人生存的压迫，其内在的根源却在于两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世经历的人所共同具有的仅仅是程度不同的人性扭曲与变异。我们不难注意到，在《无字》中不存在所谓“理想人物”，即如叶莲子这样善良、坚韧的母亲形象，也因她暗中记下的针对胡秉宸的细小琐碎、近似刻毒的“变天帐”而留下某种缺憾。倒是禅月这个生于新社会、长在新时期的女性，机警地避开了自己家族的婚姻苦难史，由激愤而清醒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异国他乡寻得了正常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而我由此想到的是，对于吴为家族来说，禅月的出路也许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对于我们当代国人来说，要不仅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须同样重视人的发展，重视健康灵魂、健美人性的全民努力，无疑应该是一个长久而深刻且无可回避的历史与人生的必修课题。
《无字》堪称是一部内容丰厚、值得人们多方面发掘与思索的当代长篇小说力作，我深信，时间将会证明它不同凡响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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