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敬佩胡适的学术勇气，更敬佩蔡元培的雅量。他们为学术争鸣树立了榜样，真应该引起当今学术界人士的反思。正如王彬彬先生所说，当今的学术界这种专家之间的争鸣实在“稀薄”得很。互不交锋似乎已成惯例，表面上看来，似乎风平浪静，实际上是不敢争鸣、不惯争鸣。其实这于学术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王文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这当然是很对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贯彻起“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权威对权威的批评应该提倡。但是，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看，各种学者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都应该提倡。权威也好，一般学者也好，甚至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也好，只要手中掌握了真理，都可以对任何人进行学术批评。这里不应搞论资排辈，而应提倡平等地交换意见，目的只有一个：促进学术的发展。
但是，话说回来，当今的学术界要做到这一点，还真难。就拿笔者所在的语言学界来说，50年代曾有过像样的学术争鸣，至今令人怀念；但后来这种正常的风气就似乎被什么风吹走了，再也见不到了。其间虽有专家呼吁开展百家争鸣，但如石沉大海，引不起反应，所以至今仍沉寂着。是真的没有不同意见吗？不见得。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情面在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情面”二字成了学术争鸣的绊脚石。诸如师生情面、朋友情面、上下级情面，等等。
我始终不明白，学术争鸣为什么一定要伤害情面呢？实际上，在真正的学者面前，对他的学术批评不会引起他的反感，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个典范。当今的学术界，这种典范也大有人在。比如吕叔湘先生，张斌先生，都能容忍别人的批评，因而赢得学界的赞誉。但是，不可讳言，学术界也确有某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学者，看到别人的批评就火冒三丈，甚至威胁自己的学生：“你如果不按我的观点写（论文），我就给你不及格。”在这样的学者面前，要想开展真正的百家争鸣，确实很难。
所以，我至今仍然怀念当年语言学界的两位名人：一位是北大的高名凯教授，一位是华东师大的史存直先生。高先生在许多论著中指名道姓地批评过许多著名专家，直截了当，毫不吞吞吐吐。暂不说他的意见是否都正确，单是这种态度就值得后人学习。当然，听说高先生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我觉得，所谓得罪云云，只能说明被批评者心胸狭窄。如果去掉这一点，何得罪之有？你不同意他的意见，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反驳，像蔡元培先生那样。这不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正当途径吗？又何必斤斤于个人面子呢？
史存直先生如高先生一样，在学术问题上从来不顾及面子。他在全国语言学会议上，公开对吕叔湘等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显然是不怕得罪人的。其实吕先生等权威也如蔡元培先生一样有雅量，并不计较于此。倒是另有一些人在旁说三道四。我觉得这些人的做法才是不足取的。
笔者好与人争，这在语言学界似乎也出了名。比如几年前，我在《汉语学习》上发表一篇对朱德熙先生《语法讲义》“献疑”的文章。朱先生已作古，我对先生历来十分尊敬。但“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有疑问还是应该提出来，以求得学界的指正。不料听人告诉我，有人在一个会议期间指责说我不应写这种文章，《汉语学习》杂志也不应该发表。这实在令我不解。莫非权威的意见真的是“一字不易”吗？为什么不能提出批评？这里实际上又引出一条清规戒律：对权威，尤其是已故的权威，只能尊敬，不能说“不”，否则就有害于权威的形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权威是靠他正确的论述建立起来的，不是靠压制不同意见树立起来的。尊重权威，不等于盲从他的一切观点。如果是那样，学术就会受到阻碍，难以得到发展。其实，朱先生如在天有灵，也不见得同意“维权者”的意见的，倒是相反，会同意与他共同讨论问题的。
说了这么多，目的无非就是要求正常地开展百家争鸣。为此，就要破除一些陈旧的、有碍于此的观念，让学界走上正常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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