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榷与纠谬，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大约都可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隐或显、或主动而施或被动而受地与它发生点关系吧，毕竟，学海渊深无涯氵矣，即便是饱学淹贯之大家也难免有失之疏漏处。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学术研究成果中的瑕疵或病累进行商榷与纠谬，本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许多有识之士也倡导、呼吁学术界建立、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但是，现实的状况却未必使人乐观——我们不难看到，不少“商榷与纠谬”，在“施”与“受”两方面都确实存在着“其争也”不“君子”的现象。
因此而想到了“乾嘉学风”。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归结乾嘉学风的十点特色，曰：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摒。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铄，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7页。）
其中之第七、第八点，即论“商榷与纠谬”问题，而其它几点与“商榷与纠谬”也或多或少有关系。第七点“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表现出一种服膺于真理公论的真正的学者风度，这大约也就是梁任公在该节随后所评说的乾嘉学风“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原因之一吧？！第八点“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铄，
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则对“商榷与纠谬”的形式、方法、态度之规范进行说明，对照之下，当今学界在“商榷与纠谬”时出现的偏离正轨的问题，其病因不是一目了然吗？当然，古代学者的“商榷与纠谬”多私下进行，而如今则多以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形式出现，此其不同之处也，因此，今之“商榷与纠谬”也就增加了“实不易为，亦不便为”的种种考虑。
笔者近来阅读《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2月版），更加深了对“商榷与纠谬”之良好风气的体会。
吴汝纶先生（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曾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尺牍》中，常有涉及“商榷与纠谬”者，或施或受，其博雅风度，令人敬佩，在此略举几例：其一，丙申八月四日《答贺松坡》云：“接六月手书，寄还拙文，评语过当，似泛交酬应语，非知己之谈。”可见其求朋友对的诤言批评是极恳切的。其二，己亥二月廿三日《答严几道》（严几道即严复）中，既推崇严复学贯中西，又对其西文中译的“洁”与“真”、“雅”与“信”问题提出意见，“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可见其对朋友的建言是真诚而有分寸的。其三，己亥三月十八日《与柯凤荪》首云：“去岁承是正拙著《尚书故》四册，当时匆匆一阅，深服辨正精审。近日复校一过，凡鄙说之是者，经执事为之广引古文以成之，其穿凿失实，则旁考博征以救之，皆他家所遗漏失检，以此见执事见闻该洽而能折衷至是，真学有经法非依傍人门者比也。仆于经学殊疏，往因《尚书》无善本，近时江、王、孙、段亦未惬人意，遂发愤为此。初意但欲与江、孙争名，故袭用其体例，异日风气变迁，此等固亦不贵，要在训诂精凿，或亦后之治经者所不废，但恨执事未尽摘谬误耳。顷已将尊说渗注册中，亦仍有鄙心未安者，于吾凤荪而不互质是非，更当于何取正！谨条列所疑于后，以当面论。”我的引文长了些，但非读之则难以置信的是，这封信竟然近6000字，是《尺牍》中篇幅最长的！见此能无大感触乎！其四，壬寅五月至九月，吴汝纶先生受命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东渡日本访求学制，引起该国朝野的注意，日本学者也纷纷求教请益，其中有一位叫根本通明的，与吴先生论文史，固执偏见，吴先生作书云：“接读近日两书，似颇尚气。凡辩论文史，以虚心商榷为宜，若挟忿失欢，不如不辩。贵国汉学殆绝，执事耄年嗜学，有似卫武，仆慕之敬之，非敢有争心，故前书《十翼》一事，请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执事一再诘问，不敢不以诫告。……”后来，根本通明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责难吴先生，为明其事之始末，容笔者再引一段吴先生之语：“根本初以书剑相赠，公所知也。仆因其老学，为作一序，于所言皇统一系之说，甚回护之。根本复书，谓汤武以前，亦皇统一系。仆据《史记》黄帝征神农，以辨其一系之说。根本据《国语》黄、炎为兄弟，以驳《史记》。仆又言《史记》据帝系姓说本孔子。根本辨诎，因问仆不信《十翼》，其说云何。仆据汲冢《古易》，但有《阴阳记》，无《十翼》，以证《十翼》后出。根本无词相难，乃言汲冢《阴阳记》即《十翼》。仆谓其逞臆为说，后不复与言。今根本列报纸中言汲冢纪年不足信，仆不应据汲冢为说。汲冢纪年虽不足信，要是周人说部，其汲冢所的古书，则杜元凯、束广微诸公皆尊信之，其说具在《晋书》及杜氏《左传集解后序》，根本盖未深考。然其意知仆不肯附和其说，以此见嫉，欲藉报纸以逞其忿，不足较也。”（《吴汝纶尺牍·信夫恕轩席上论辨难（周易）》）在这场“商榷与纠谬”中，吴汝纶先生的学识素养与尔雅风度，益发令当时日本的众多学者叹服。
吴汝纶先生在处理“商榷与纠谬”的问题上，确实表现出了乾嘉学风。
行文至此，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笔者的那篇纠谬文章，要投寄出去发表吗？还是先放一放吧！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后，再重为修订，力求使之“词旨笃实温厚”，思考更理性，评说更公允。当然，笔者也希望：将来，若拙文得以发表，文中所涉及的那部著作的作者，能俯察亮鉴笔者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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