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着挟带“5·4”运动风雷的新鲜空气，天行师第二次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前一年曾被录取，却因病未入学）离开乡土到红楼求学了。这是奠定他一生学术与行谊坚实基础的关键性一步。当时的北京大学，是百年校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校长为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蔡元培先生。文学院长与图书馆长是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中文系任教的则有一批“5·4”文化革命运动的思想健将，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胡适以及其他名师陈坦、马衡、沈兼士、刘文典等人；当然，也还有留长辫且穿马褂的辜鸿铭这类守旧的学者。学业上的同道有顾颉刚、罗常培、商承祚、容庚、郑天挺和冯沅君这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思想上则有有志一同的战友范鸿吉力、区声白这些早期共产党员。天行师到了这种环境里，真是如鱼得水，从而表现了他的才华。他精力过人，思想活跃，除了出色地完成课业之外，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并在预科时就从事撰述并发表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文章。到他以“乙丑科状元”大学毕业的1925年前后，从事的重要活动有：参加北大学生干事会并结识范鸿吉力等人（范于1927年与李大钊同日殉难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刑架下）后并由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一党小组成员有陈毅等人（不久，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参加“北大实验话剧社”并参与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实为二十四周年）演出；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临时书记（相当于今之秘书）；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办事员；与江苏旅京学生夏德仪、潘梓年、缪金源等人组织“江苏清议社”并出版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的《江苏清议》；开办北大第二平民夜校且出任师范班国文教员；与陈仲益创办黎明中学（解放后之北京女九中）且出任教务主任，延请其师钱玄同、鲁迅、陈垣在该校授课。参加其业师钱玄同与黎锦熙创办的《国语周刊》的编辑工作，且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以“不取文言”为办刊宗旨，同公开宣称“不收白话”的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继续着“5·4”以来的“白话”与“文言”之争。在此时期，先生创作发表了六十余篇各类作品，有激浊扬清的时评政论、记载接收清皇室的随笔、研究民歌谣谚的语言及其反映的民俗学文章、颂扬改革社会陋习的先行者的小说和激励战斗志同志情的诗歌。套用诗人毛泽东的诗句来作为天行师大学时期风貌的写照，是很切合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天行师这个时期的著作，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章当数《戴东原年谱》（可惜只发表了上半部），最具史料价值的文章应为《琐碎的记载清故宫》，而对大学中文系学科建设仍具现实意义的则是《致中文系教授会书》；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自是那篇《不敢盲从》了。尽管这一时期天行师的学术思想尚未成熟，甚或有些方面未免幼稚（比如与他的老师沈兼士先生争论关于民歌中用“正字”、“俗字”问题），但其学术生涯的起点就以关心国家、服务社会大众的准则为特点，这一特点，成为天行师终身为人行事的圭臬，老而弥坚。
天行师大学毕业后，北大中文系教授会决定他留校任教。在报校“聘任委员会”审批期间，他曾短期出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文系讲师，回校任教时，该职务由范文澜接替。留校后，任刘半农“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教，同时仍任《国学周进》编辑。由于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人，不少学人南下，天行师到徐州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1927年4月经沈尹默教授推荐赴朝鲜汉城任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中国语讲师。此校为日人所办，次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制造“济南惨案”，天行师偕夫人王碧书回国，愤然弃职而不再前往该校任职。回国后，恰值大学院院长（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长）蔡元培电约钱玄同、黎锦熙等筹办“国语统一筹备会”，天行师经其乃师钱玄同先生动员，参加了该会工作并被推选为常委，编辑《国语旬刊》，兼“大辞典编纂处”资料员。从此，“国语”统一，成了天行师的生命，成了他献身一辈子的事业。他依然精力充沛地从事教学，勤奋著述，并且与台静农、庄尚严、常维钧等人结“圆台印社”，师从王福庵、马叔平学习治印，并创“注音字母”符号印印种以推动国语运动。天行师此后操刀二十余年，治印四百多方，印主多为一代名流（如蔡元培、蒋梦麟、顾毓王秀、钱玄同、冰心、郑天挺、台静农等人），为现代印学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天行师留校任职期间，在外校兼任讲师、教授，而在母校，他也于1930年晋升副教授，1937年晋升教授。从大学毕业到晋升教授这十余年，是天行师学术思想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古音系研究》这部专著，提出许多独创性意见，从而奠定了天行师在学界的地位。这一时期，天行师最重要的社会工作是出任北大《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主任，主编该刊长达八年之久。这一方面说明了天行师的学术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北大“唯才是举”传统的用人原则与宽松的学术环境，此种情景至今仍令人钦羡不已；不是那种特定的环境，让一个大学毕业不过四五年、年龄不足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学术元老林立的情况下，主持那样一所名牌大学的校刊是很难想象的。这一时期，天行师发表的论文、随笔约六十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古阴阳入三声考》、《阴阳桥》、《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十韵汇编·序》、（《论切韵系的韵书》）、《辽陵石刻哀册中之入声韵》等，而与他合作的《黟县方音调查录》是早期方言调查的优秀作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天行师孤身一人，抛妻别子，间关万里，随校南迁。行前，与因病滞留北平的恩师钱玄同依依惜别；遵师嘱，为刻“钱夏玄同”印章一枚。我们的民族，自上古以来就严于“夷夏之辩”；如果说，在民族融合时期，这种观念还有狭隘之嫌的话，那么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是每一个士大夫立身行事的起码准则——丧失了它，就不得称之为中国人！一枚小小的印章，凝铸了师生两代人的炽热的爱国志、精诚的民族魂。
天行师南行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诸院校的系主任、教务主任，还担任过大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专任编辑之职；并受“国语委员会”之命，在女师院创办国语专修科。抗战艰难的八年，天行师颠沛于川滇之际，在资料极度匮乏中，仍然孜孜石乞石乞地舌耕笔耕不辍。这期间，先生最重要的作品有：以云南白藤为印材篆刻117方义卖印（得款捐赠抗日将士）；编成并公布国家新韵书《中华新韵》（黎锦熙、卢前、萧家霖参订），与黎锦熙、朱自清、王驾吾、伍叔傥编选成《大学国文选》，为其师陈独秀校勘并油印语言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阴阳入三声互用例表》（为此表作序）；论文《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读天壤阁甲骨文存及考释》、《“中国音韵学研究”——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先后发表。还完成多部文字声韵学讲义，有《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声韵学史纲》、《韵书研究纲目》、《汉字形体变迁史》和《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选读——“说文”》等大部头讲章。
经过八年全民浴血奋战，抗日胜利在望，台湾光复指日可待。有识之士考虑到台湾已被日本占领了五十年，不仅政治上、经济上成了殖民地，而且语言文化方面也受到很深重的奴化。当时的台湾年轻一代人，不仅已不会说“国语”，连本土台湾话也不会说了。有鉴于此，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女师院院长约天行师去台主持推行国语。台湾光复后，天行师与“国语会”同事何容、王炬以及女师院国语专修科部分师生于1946年2月春节抵达台北，出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在台推行国语工作。他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语”运动有效地展开。首先在电台上开设国语讲座（齐铁恨先生口授、林良先生以闽南话翻译），帮助台湾省小学教员备课。他提出以台湾方言与“国语”对应规律掌握“国语”的正确学习方法，编写出版《国音标准汇编》，在《新生报》上办《国语周刊》，回内地招聘“国语推行员”，在台湾大学创办“国语专修科”，回北平办理办报设备运台湾。总之，为清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奴化教育的影响，促进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天行师奔走于内地与台湾之间，真是鞠躬尽瘁。在完成创办了《国语日报》并交代了在台推行国语的工作后，辞去台大文学院院长之聘，天行师于1948年年底，再次回到母校北大任教。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这几年，天行师的主要工作是在台湾推出“国语”，与此相呼应，他写了不少指导性短文；还有深情的纪念文章《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
新中国建立后，天行师担任了多种社会职务，这些职务大多与他的专业相关。他先后担任过北大中文系一级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副系主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北大副校长、新华辞书社社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解放后天行师参与的重大学术活动并取得的重要成果有：编就《新华字典》，这是大学者编写的小字典，是小学生到大学教授都用得着的字典，截止目前为止印数已逾三亿册；与周祖谟共同指导中文系五五级编成《汉语成语字典》，这是解放后第一部成语词典，印数也以数百万册计；受命创办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培养了一批古籍整理人材；参与文字改革工作，自始至终参与、主持以及完成了《汉字简化方案》并据此编成《简化字总表》，参加《辞源》（修订稿）的审定。“文革”前的十七年，他所发表的一部分论文服务于文字改革，这体现了天行师的学术始终服务社会的特色。这方面的论文有《汉字发展史上简体字的地位》、《从汉字发展情况看到改革的条件》、《汉字简化的历史意义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历史基础》、《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迎接新的文化高潮的前奏——〈汉字拼音方案〉帮助汉字通读正音的重大意义》、《我对汉字改革的一些粗浅看法》、《对文字改革的提法和看法问题》、《从“国语运动”到汉字规范化——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此外，还有一大批学术性很强的论文，如：《故宫完整本本王仁日句〈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同义词和反义词》、《汉语汉字和汉文——中国语言文字概论课的总结汇录》、《钱玄同先生与黎锦熙先生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读后记》、《切韵韵目次第考源——敦煌唐写本〈归三十字母例〉的史料价值》、《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附论韵书音类相从问题》、《说“的”》等。专门为古典文献专业编的讲义——《文字·音韵·训诂》编成油印。
天行师晚年除以衰病之躯来照应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其时瘫痪在床的王碧书师母外，勉力参加字典辞书的修订，并且写出了对字典辞书编撰具有指导意义的长篇书信，收入《魏建功文集》中《致曹先擢同志的两封信》即是这方面学术活动的记录。1980年春节，天行师毕生的心血耗尽了，他在给我们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遗著、两万多册藏书后，并不很安详地走了。在台推出“国语”、主编《新华字典》、参与主持文字改革，这是天行师一生泽及后世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张中行先生曾在纪念天行师的一篇文章的开头，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天行师的一生。他说：“魏建功先生是同北京大学生死与共的人物。”这句评语，高度凝炼，可圈可点，不过，此话侧重于天行师实际的人生轨迹，如果从天行师的心路历程来看，我认为用他在纪念太老师钱玄同时引用玄同先生的一段话来反映他一生的心态则较为贴切。玄同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深入对华侵略时的1933年4月14日，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表明自己当以清初刘献廷（继庄）的“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语句作座右铭。玄同先生为什么要崇尚刘献廷？因为刘献廷是“国语元祖”，“国语”含义的三方面（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刘献廷均已见及；他作为学人，认为“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就绝不能“骗钱糊口”，还是“以从事国语为最宜”！所以他要以刘献廷为榜样。
1933年钱先生的心态，也正是作为钱氏入室弟子天行师一生的心态。冲破旧的思想藩篱的勇气，为人处事“古今中外派”式宏通达变的态度，只是钱先生的一面；而一旦面临天下兴亡、民族大节，毫不犹疑地以铁肩来担道义，一丝不苟，这是钱先生的另一面。天行师深得其精髓，传承了钱先生的法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天行师一生处世的原则，也是《魏建功文集》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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